时间已过9点，虽然我知道两个老人急切想知道我能否帮他们完成见见孩子的心愿，但是我却不能向他们保证。我让两位老人先跟着我去吃饭，一切事吃完饭再说。两位老人坚决不肯，说自己还有吃的，我能帮他见着孩子就是帮了大忙了，其他就不麻烦了。老人从那个破烂的口袋里拿出半个漆黑的馒头，上面沾满了灰尘，我隔着老远就闻到一股馊味，这馒头还能吃吗？老人见我不信，一人分了一半馒头就往嘴里塞，我赶紧制止，把他们的馒头扔掉，唬他们：“还有些事情我还没了解清楚，为了不耽搁时间，我们一边吃一边谈。”两个老人思考片刻，这才同意。

到了我出租屋附近一家小饭馆，我叫了几个荤菜几样小菜，叫老板动作快点。点菜的时候我在前面，两位老人在后面，饭馆老板见有两个“要饭的”跟着我，赶紧出来赶。我连忙制止，说是和我一起吃饭的。老板眼睛里带着诧异，一副死活不信的样子。菜很快上来了，香味扑鼻，两位老人还是有些拘谨：一辈子靠自己双手吃饭，何时要过别人施舍？我叫两位老人不要客气，老人见我也面善，加上可能确实几天没吃过饱饭了，吃了一筷子就没停下来，才从锅里铲出来的青椒牛肉，冒着辣辣的油气，老人硬是一筷子一筷子地往嘴里塞，饭把腮帮子撑得像个圆球，眼泪都被烫出来了。我转过身抹了一把泪：哎，世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父母身上呢？
　　虽然极饿，但是我却没心情吃饭。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接触到社会最底层，第一次清晰地看到现实生活中悲惨地一面。前百年来习惯了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在任何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大情大义让我震惊。为了死去的孩子，这两个老人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没人知道，他们自己也不在乎，没有了孩子，没有积蓄，他们也在老去，他们的晚年该怎么办？他们没去担心，他们最急切，最希望地，就是再见孩子一面，再看一看孩子的模样，摸摸他的头，像小时一样叫叫他的小名……
　　
　　吃完饭，老大爷拿出信封，向老板讨了一支笔，在信封上写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在记帐，写着欠我一顿饭）。因为担心老人的身体，我让他们住进了我的出租屋，我则与看工地的老头挤一张床上。一个晚上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我对老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对某些部门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恨；此外，我最担心的是，明天我能否满足老人的愿望，让他们这辈子最后见一见孩子的面。

一夜无眠。我在老头的床上翻来覆去，木板床被压地吱呀吱呀响个不停，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天亮了，被老头催着打着赶了起来。两位老人早就已经在工棚门口等着了，老头说早上6点过老人就站在那儿了，老头本想把我叫醒，但是老人不让，说等着就行。
　　
　　我把老人带着到附近吃了早饭，让他们还是在家里休息，我出去把事情联系好了就回来接他们，一定会让他们看儿子最后一面的。老人听话地进了出租屋，我看看日头，心里却没有了计较。我不知道他们儿子的尸体还在不在，到底存放在哪一家殡仪馆，允不允许家属见面。一系列烦恼的事情纠缠着我，让我一上午在办公室都心神不宁，坐在电脑面前抓破了头皮也没拿个主意出来。
　　
　　中午回家面对老人时是尴尬的，我都不忍心与他们期望和焦急的眼神相对，只是埋头吃饭。期间老太婆多次张口要问，都被老大爷眼神禁止了。可他们越是这样，我越是难受，饭一吃完就回了办公室，哄他们说是给他们再去打听打听，我慌张的神色早就已经出卖了我，老人恐怕早就已经看出来了。老大爷轻轻叹一声，把老太婆又扶回出租屋。
　　
　　中午的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影，我先打信息台查了市内的几家殡仪馆，询问哪一家负责接收这类无主的尸体。信息台回复东郊的南山殡仪馆是政府民政部门指定地接收无主尸体单位。我听了好不兴奋，打个的士就往南山殡仪馆奔。男山殡仪馆很冷清，显得破败，一些花圈被风吹雨打，零散地堆放在墙角，正午的大太阳找在空地上，却让人感觉到一股寒意。南山殡仪馆不大，我转了一个遍，也没找到一个人。返回大门时看到门卫室的门似乎是虚掩的，试着一推果然开了，一个大汉正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我把大汉摇醒，撒谎说我有个亲戚在上次的公交车坠河事故中死了，听说尸体存放在这儿的，想来看看。大汉好梦被我打扰，显得有些恼怒，问我是死者什么亲戚。我说是表弟。大汉看了看我，说没有馆长的手续，不是至亲不能私自接触尸体。我说我表弟至亲身体都不好，如果咋一看到亲生儿子的尸体，恐怕会出事情，所以我才先来看看。大汉已经不耐烦了，重又躺到床上，摆出送客的姿势：“不行，这是馆里的规定，任何都不能乱来。”说完就不在理我，顾自摇着蒲扇，又闭上了眼睛。
　　
　　吃了闭门羹，憋了一肚子火，可是却心有不甘，都走出了殡仪馆大门，我又一横心，转身回到门卫室，大汉可能刚刚入睡，见又是我，好不恼火，提高语气：“说了你不能见就是不能见。怎么听不进人话呢？”出言就不逊，我也来了火，拿出我的工作证，堂堂正正放在大汉面前，也以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对大汉说：“我是云州晚报的记者秦终，我们报社接到多个死者家属的电话，说殡仪馆服务态度不好，不让见尸体。市里对这事很重视，本来家属心里就憋着气，正四处找理由发作呢，市里工作难度都相当大，可要是连死者尸体都见不到，家属一闹呼起来，麻烦就更大了。我们领导特意叫我来看看……”那大汉看了我的工作证，又听了我一番诈唬的话，脸色都变了，从床上一翻身就起来了，连拖鞋都没穿好就忙着跟我端板凳，又是端茶又是敬烟的，我摆手拒绝，大汉有些尴尬，讪讪地说：“秦记者，我们馆里有这么个规定，我一个看门的，怎么做的了主，再说了，我身上没停尸房的钥匙，再是答应你，我也开不了门啊。所以说这事不怨我，其实我看见许多家属哭着要见尸体，我心里也难受呐。”大汉说得诚恳，也不无道理。我把工作证收回来，准备离开。大汉一看就慌了，忙站起身来：“要不我给馆长挂个电话，看看他怎么说？”大汉也没待我回答，就连贯地拨了几个电话，终于接通了。听见大汉不断地说“是”“好”，频频点头，心里巴望着有戏，回去也好跟老人带个“惊喜”。

大汉挂上电话，脸上堆起笑：“秦记者啊，你先喝口水，我们馆长听了我的汇报，让我告诉你等他一会儿，他马上就带着钥匙过来。你别急，十多分钟馆长准到。”我点点头，本想说句感谢的话，但是想想还是保持一副严肃的面孔比较有震撼力，故意不去理睬大汉，眼睛望着大门方向。
　　
　　果然一会儿就看见一辆本田车停在了门口，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关了车门脸色严峻疾步走过来。大汉透过窗子看了个真切，对我说：“我们杨馆长来了。”一边引着我往外走。馆长与我一照面就换上一副笑脸，老远就伸出手，“哎呀，秦记者，怎么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看耽误你这么多时间。”馆长这一客套竟让我找不到答词，明知他虚情假意，恨不得三生三世都不与我见面，可他做出来的样子却让人觉得他天天盼着你呢，我在心里暗自佩服了一下，也伸出手去，“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了，领导有交代，不得不来看看。”馆长将钥匙交给大汉，让他跑步去把他办公室打开，空调也开起，他则在后面引着我往他办公室去。
　　
　　我说：“杨馆长，我来的意图可能门卫都跟你说清楚了。”杨馆长连连点头，口中应着：“门卫不懂事，别往心里去。”我见吓唬这招还挺管用，比我卑躬屈膝求你简单多了，遂一条道走到黑，要把这戏演下去。“你知道公交坠河这事影响挺大，尤其是市里领导很被动，工作难度也大，听说有不少人要受处分，你说领导能不急吗。现在领导心里都憋着火呢，身边工作人员逮一个骂一个，要是再听说哪个工作出了点纰漏，估计发起火来就不是一般大喽。”杨馆长此时脸色都变了，不断地唯唯诺诺，一个台阶没踩稳，打了个趔趄。这时已走到了他办公室，大汉已经把空调都打开了，茶水也泡好了，馆长让他出去，他关了房门，与我平坐在沙发上，似乎不好意思开了口：“秦记者，你们报社的作风我都是晓得的。我当这个馆长也没多长时间，有些规定呢，是前一任领导定下的，我这面才把工作交接完没多久，很多事情还没理顺。其实我早就想把有些不人性化的制度改改了，只是工作日程还没定下来。你这次来跟我们有了很大的促进，我决定下午就召集几个主要领导，把一些死板的制度改一改。”我接头道：“那就好，死者为大嘛，要是人死了还不让亲人见一面，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嘛。”杨馆长连忙点头称是。我趁热打铁：“我们报社接待的两个老年夫妇的儿子就是在这次公车坠河事故中去世的，也正是他们向我们报社反映才促使领导起了派我来调查的意图，老人是从陕西（山西）赶来的，风餐露宿，十分可怜，就想见儿子一面，你看我下午把他们叫来？”杨馆长忙说没问题。我见事情已经搞定，就要起身告辞，样馆长也匆忙站了起来，陪着我走出去的时候用带着有些可怜兮兮的语气跟我说：“秦记者，你看这个事情闹的，现在也解决了，你能不能多包容……我们这个小地方经不起折腾啊。”我见他确实可怜，就安慰他：“只要满足了两个老人的心愿，就断了他们四处反映的心。只要下午他们满意了，估计报社这面领导也就不追究了。我看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杨馆长立刻眉开眼笑，连说多谢关照。
　　

回到办公室已经是上班时间了，老大一见面就招呼我过去，“都上班半个多小时了，你这个热线记者不在办公室呆着跑哪儿去了？不怕办公室打你旷工？”因为办妥了老人的事，心情格外高兴，就把老人的事情跟老大说了，衣服洋洋得意状。老大听了个开头就把我声音压下去，示意我小声点，脸上腾起一股怒气：“你个臭小子，你还敢沾这事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啊，这事是闹着玩的吗？万一有人告状到报社，你小子铁定完了。”说完还不解气，巴掌狠狠拍在我背上，老大的一番话吓出了我一身冷汗，仔细回想起来，确实够险的。

按照我们报社的规定，记者的任何采访都得向领导汇报（各个部门主任），只有通过了部门主任，记者才能名正言顺出去采访，出了任何事情都由报社承担。这个出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采访期间记者人生安全出了事情，那算工伤；二是如果记者采访的事情内容有问题，比如采访了市上领导认为不宜见报的事情，那么记者的采访就属于单位行为，即使市领导要追究责任，也由报社来承担。如果记者私自出去采访惹了祸，那么对不起，一切行为记者自己负责，搞不好工作丢掉是小事，要是给你记者安个不大不小的罪名，你纵有万般理由，单位也不会出面跟你承担，那你就只有等着哭吧。越想就越后怕，心里思索那杨馆长会不会打电话到报社核实呢？如果领导知道我假冒单位的名义干着自己的“勾当”，领导不火冒三丈才怪；又担心杨馆长把记者来采访的事情向市上汇报上去，我会不会真的成为领导发泄的对象呢？要知道像我这种小人物，领导一句话就可以决定我的前途命运，可不是开玩笑闹着玩的。
　　
　　就这样忐忑不安等到了下班时间，老人早就在门口等着我了，他们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在孤零零的工地周围显得很孤单。我心一热，心想即使是事情败露，能满足老人的心愿，随便怎么处理我也值了。横下了心，心头反而舒坦多了，大步走回去，告诉老人事情办妥了。两位老人一听扑通就跟我跪下了。他们的举动搞的我措手不及，忙把他们拉起来。老太婆一边哭一边说：“小秦，你是好人呢。我们来了三天求爹爹告奶奶，说烂了嘴巴跑断了腿，都没人愿意帮我们。你心肠好，我们也知道你有难处，但是你还是把事情办好了，我们该如何感谢你哇？”我听了心里也热乎乎的，赶快吃了饭，带着他们到南山殡仪馆去了。
　　

　杨馆长早就等在门口候着了，一看车停稳，赶忙先跟我拉开了车门，随后又搀扶着两位老人下车。老人何时受过这种待遇，眼见一个西装笔挺的大胖子给他们开车门，慌的直摆手，杨馆长就一直这样搀扶着老人进了停尸房。停尸房里灯光昏暗，杨馆长特意又从外面拉了一盏强光灯进来，照射在进门出一张台子上。台子上盖着白布，隐约露出人型的轮廓。老太婆一打眼就盯住白布不放了，脚步踉跄奔过去，几欲摔倒。老大爷跟在后面神情也是带着紧张和期待，跌跌撞撞摇晃着身体。老太婆站在台子面前，颤抖着手揭开了白布，手在尸体脸上轻轻摩挲，我在侧面看见一行行泪水肆意地滑落。老太婆似乎看不够一样，嘴唇蠕动，小声地说着什么。那孩子紧闭着双眼，任老太婆的泪水在他脸上流淌，让人错觉似乎他也在流泪。老大爷看了一眼就蹲在地上，手捂着头呜呜地哭，我悄悄走出房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烧纸钱的味道，不知何处放出哀乐，在这个生死交接的地方让人剜心的疼。
　　
　　晚上11点，我扶着老人回了出租屋。老人说他们见了儿子一面，要回去了。老人临走时请求我一件事，说等他们儿子的尸体火化后，替他们把儿子的骨灰洒在河里。我满口答应。第二天我跟他们买了回程的火车票，送他们上火车时悄悄塞给老大爷500元钱。老大爷接了，又拿出信封记下。火车要开动了，老大爷探出车窗向我挥手，满头的白发在飘扬，佝偻着的身子让人看了辛酸：他们的余生，该是怎样的艰难啊。
　　
　　三天后，老人儿子的尸体火化了，我到殡仪馆要了骨灰，撒进了金河；两年后，我收到了一张汇款单，1200元，附带着收到的，还有那张牛皮纸信封。我把信封烧了，把纸灰也撒在了撒骨灰的地方。残阳如血，河水呜咽，我会永远记得那两位老人，就像记住我的父母一样。
　　

自从公交车坠河的后续报道交了白卷之后，尤其是对张主任的处理通告贴出来之后，我在新闻部愣是一个月没出去采访一次。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说，打云州晚报热线电话的市民还是非常多的，只不过每次我都眼睁睁看着别的同事一边抱怨着烦一边应付着张主任交代的采访。新闻部所有人都兼起了热线记者，而我这个正宗的热线记者就像是一尊摆设，整天在办公室坐到屁股发烫，也没捞着一个采访的机会。对此情况老大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在新闻部，他说了不算，啥事都得看正主任脸色行事。老大怕我熬不过，不止一次私下找我谈话，要我一定要忍耐，总有出头发挥作用的那一天。
　　
　　我这人不爱说话，但有个蹶脾气，你越是想让我屈服，我越是不认输。其实我早就琢磨出来其中的道了，张主任对我没替他报仇和害他受处分怀恨在心，公报私仇呢。那一个月我没采访，但并不表明我闲着啊。我暗中观察，并同其他同事尽量搞好关系，不但把人际关系处理妥当，还冷眼旁观了很多事情，吸取经验，从同事那儿学到了很多采访技巧和为人处事的道理，这些对我以后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1月中旬，张主任接到报社安排，要到兄弟单位学习考察，据说时间长达半个月之久。老大向我透露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无比兴奋的，老大说，张主任一走，就该他在新闻部全权主持工作了，“到时候你要多少采访我给你多少采访，你小子闲了一个月，憋着劲吧，到那几天你跟我全发挥出来咯，一定要折腾出来名堂给领导看看，给我争争光。”我说老大放心，我是千年等一回，要不折腾个水漫金山市出来，我还真可惜了我闭关修炼这一个月。老大的兴奋我是看在眼里的，在新闻部2个多月，经历的事情很多很复杂，让我迅速成熟了起来。也许老大是真为了我高兴，但我知道可能让他更高兴的是他看到了向上的曙光。老大是报社创立之初就进来的元老，报社提拔干部的程序他是一清二楚，每当要提拔干部之前，必定会让干部外出考察学习，一则为了干部长长见识，二则留给接班的人一个考察的机会，考察接班人能否胜任他即将接任的工作。张主任一提升，那么新闻部最有资格升任正主任的人除了老大还有谁？从老大的神情中看得出他对这个位置窥视已久，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老大对一直压在他顶上的张主任也是十分不满的，事事不能做主，天天当个应声虫，对于老大这个年纪和老牌重点大学生的资历，老大如何能忍受？所以老大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就找到了我秉烛夜谈，希望我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上上心，做几个有影响力的报道，以便他向领导表明，在主持新闻部工作期间，不但没使工作出现疲软，反而比张主任在时还更好，完全能胜任新闻部主任的差事。我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来，有时候说白了大家都难堪，但是我晓得老大一直对我好，不管怎样，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我确信我会尽全力满足老大的需要，同时给自己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张主任走了，也是带着兴奋和期待走的。听说半个多月时间里要跑4个省10多个市的新闻单位，基本上可以算是公费旅游；何况回来之后还有提升的好事，搁谁身上谁都得笑得合不拢嘴。张主任走时给大家都打了招呼，官腔十足，意思是大家在他离开期间要服从老大的调派，不能因为他走了就不服管。“我回来之后要是听见有谁不听打招呼，我对谁都不客气。”老大在旁边听了阴沉着一个脸，张主任这话也太有点自以为是小看人了，语气明显是在打击老大的威信，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价张主任这个人，但是他的许多做法都是十分卑鄙和小家子气的，加上年轻气盛，总爱摆点架子，没几个人喜欢他。这是当报人的大忌讳，所以他最后没落个什么好下场。当然这是后话。
　　
　　张主任带着志得意满和满脑子的美梦飞出去考察了。老大一接手就忙了起来，要想在半个月之内把工作搞得更有起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我们云州晚报这样一张都市类报纸来说，吸引眼球和扩大发行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打砸抢烧等血腥的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而这些新闻的发生基本上不是靠我们报纸的意志就能决定的，并不是说我们想它发生，它就发生，所以老大一心要在半个月内展示自己的能力，除了他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还要看他的运气。那几天我也显得心神不定焦灼不安，这段由我自由发挥的时间如果上天不肯眷顾我，张主任一回来，我又得打入冷宫，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翻身了。
　　
　　老大接手第一天我就接了三个采访任务，不过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一个是一家的厕所漏水了，怀疑是上面的邻居使用厕所不当造成；一个是两家的小孩打架，打伤了眼睛，可能造成残疾；另外一个是小区里居民乱扔垃圾，报料人的意识是让我们报纸曝光一下，谴责没有素质的居民。接了任务我哭笑不得，这都是些什么线索啊，家长里短的事情也算是新闻。我苦着脸拿着三个线索左右对比，想找出其中一个有意思一点的。老大在他的办公桌上忙得虎虎生风，不断催促着在办公室的同事：“稿子，我要稿子。”老大心急如焚，要是接手工作的第一天连正常的稿件数量都凑不够，那还不被领导看扁了？我分别给三位报料人打了电话大概询问了一下事情经过，觉得只有第二个线索相对来说还有点意思，勉为其难赶了过去。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些同事被派出采访热线时嫌烦了，要是每天都像居委会大妈一样管一些摆不上堂面的事情，时间久了谁能不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