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安排的新闻没采访回来，心里是有些不舒服的。当然这是因为我还不了解事情的诸多内幕（如果了解了，没采访到只能高兴），心里不舒服纯粹是一个热情高涨的新人没完成任务而感到沮丧造成的。我一个下午都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耳边听到的都是同事们从各种渠道带来的关于公交车坠河的五花八门的信息。每当一听到有类似字眼在办公室响起，我的心都会莫名其妙地收紧，仿佛一个死刑犯在聆听枪栓拉动的声音。张主任眼镜后面的眼睛凝视着我的样子不时出现在我脑海中，我不敢去深究他凝视我的含义，但是就凭我这个初入职场的人都能感觉到，那双眼睛对我是没有善意的。
　　
　　临下班时办公室通知所有采编人员到一会议室开个紧急会议。办公室有些同事拿了纸笔就奔会议室，还有些稿件未完成的同事抓紧时间在键盘上码字，嘴里发出内心的不满，有个女同事因为等待着关机，被路过的张主任催了一句：“动作快点，别磨蹭。”语气严肃，办公室里其他人听见主任语气不对，纷纷离座，再也没有一个人敢拖沓，都往会议室去了。
　　
　　最高老总和云州晚报的两个老总都早已在主席台上就坐，下面黑压压坐了几十个采编人员。会议室后面的座位都被同事坐满，我只好埋头走过主席台，坐在了第一排的右侧。主席台上强光灯的照射和几位老总神情凝重的脸让我感到浑身发热，隐隐有种预感有坏事发生。头发花白的尹总往会场里扫了一圈，办公室的人给他架好话筒，尹总开讲了。
　　
　　尹总的话比较简短，意思就是关于昨天公交车坠河的事件，云州晚报新闻部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抓回了新闻，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值得表扬。会议室里有人开始小声嘀咕，四处都传出嗡嗡嗡的声音。尹总的脸色顿时难看了，他直了直身子，拿起了本来架在桌子上的话筒，突然发了脾气，说会场纪律不好，要该整顿了。会议室立刻鸦雀无声。尹总的眼睛在会议室扫荡了几个来回，稍微缓和了自己的情绪，把话筒架好：“关于公交车坠河的事情，宣传部已经打了招呼，我们报纸不再继续做报道，同志们之间也不要互相乱传消息。办公室会后马上起草一份文件，对拒不遵守新闻纪律，不听打招呼的人员进行处罚。我就不信谁有这个胆子，我就要压压这股歪风邪气。”尹总说到后面居然大发雷霆，把场下的我们吓得大气也不敢出，谁也不知道谁捅了篓子，也不知道尹总为何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前所未有发这么大火。尹总说完后沉默了几十秒，摔了话筒离开会场，音箱里传出话筒扣击桌面的巨大声音，在会议室里久久围绕，我们的耳鼓被震得生疼，但是没人敢捂着耳朵，包括还坐在主席台上的两位副老总。

办公室的人也是过了很久才敢走上台去，把被尹总摔下桌面的话筒拣起来，架到陈总面前。大家一看分管采编的陈总要讲话，就猜出估计是报道上出了问题；而且听尹总提到公交坠河，十有八九就是这事惹出麻烦了，我听到背后几排有人在悄悄议论：“幸好那天我没去。谁都知道搞不好那就是个大坑，我才不傻了巴讥往里跳呢。”我听了这话心里就打鼓了，腿也不自觉抖动起来。心里骂：“妈的，怎么进了新闻部就没好事，先是被晾着晒了个把周，好不容易有了采访，没想到捅了马蜂窝，把最高老总都搞出面了，看来死得很难看了。”自己一吓唬自己，心里就更没底了，头悄悄低了好几个角度，但是还是觉得陈总的眼睛落在了我脑袋上，他沉默着一言不发，我背心的汗水已经往下流了。

陈总戴个眼镜，一看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是个斯文人，以前与他喝过一次酒（生活周刊创立），听他说话不愠不火，感觉很平易近人。可陈总第一句话就把在座的同事都吓了一大跳，更是几乎把我吓出心脏病来：“今天我要处理人！”语气很重，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我不知道背后有多少双惊愕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带着惊愕、幸灾乐祸、悲怜或者其他的眼睛在盯着我。我不敢乱动，也不敢出大气，眼珠子也不敢乱转，只能定定地保持一个姿势。要不是我额头上急速下滑的汗水，我更像是一尊雕塑，一尊颤抖着的雕塑。
　　
　　“不错，我们是一份都市类报纸，我们要靠吸引眼球求得生存；我们是一个事业性单位，我们要自己为自己找饭吃。大家都想吃好的这我理解，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也是党的喉舌，要听从党的指挥，我们要遵守宣传纪律，尤其不能丢了新闻原则。有个别同志多次向我诉苦：遵守宣传纪律就会丢掉很多社会新闻，社会新闻一少，读者就少，势必影响我们报纸的发展。这个同志的用心良苦我是晓得的，但是在这里我可以坚决地告诉你：与报纸的生存比起来，报纸的发展是不是还显得那么地重要？！如果为了抓新闻、抢新闻，甚至到了不顾及宣传纪律和新闻原则的地步，一纸命令，报纸停刊，何谈发展。同志们呐，我们云州晚报创办8年来，一步一步，从小大到，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容易啊，我们任何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和坚持，保证云州晚报能够走得更远，变得更强。我们不能蛮干啊。”陈总似乎动了情，会场里也没有了任何声音。
　　
　　会场里很多人都是云州晚报的开国功臣，对云州晚报的感情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进云州晚报几个月，陆陆续续听到一些云州晚报创办时的事迹：云州晚报才创办时，无一分资产，所有办公设备都是员工自己出钱购买；在发行时（由于不是党报，订报靠自愿，发行只能靠报社自己），上至老总，下至普通员工，不分昼夜挨家挨户敲市民的门，咨询他们，甚至请求他们订一份云州晚报，但是没人听说过云州晚报，很多市民担心是个骗局，订者甚少。有员工连续跑了半个月，终于有一个市民向他订了一份报纸，半个月的委屈、辛劳、嘲讽一股脑儿涌上心头，员工喜极而泣，看着一个大男子如此流泪，感动了多少市民。那时大家的精力都是超支的，也带有迷茫和失望，但是经过了几年艰苦的岁月，云州晚报发展起来了，壮大起来了，再回首过去，感慨良多。

陈总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陈总继续说，“云州晚报要发展，而且必须发展，但是我们首先要保证其能生存，能被主管单位所容忍和接受，不然，一件事情甚至一句话，都能将我们打入死牢，前功尽弃。昨日公交车坠河事件发生后，我们报纸及时做了报道，这很好。虽然给市上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市领导宽宏大量，没有过多追究，我们就应该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但是某些同志却不善于观察时局，意图对此事继续报道。我只能说不善于，我也真心希望他的举动是不熟悉业务而出发的。但是从我对该同志的了解。他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这就使我怀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否怀有私心！同志啊，你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心差点就把我们一两百人都整下岗了，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事的严重程度吗？”
　　

我是越听越心惊，陈总的话句句有针对，事事都有我，看来他口中所说的“该同志”就是我。但是从第一天采访公交车坠河到今天后续报道的采访都是张主任安排我的呀，难道我服从上级安排也错了吗？转念一想，要是张主任为了推卸责任，不承认安排过我采访，那我如何辩白？电话通讯记录？即使有电话通讯记录也不能证明通话的内容啊。一瞬间我的脑子飞速运转，想把和张主任的交谈以及他对我的安排理个顺序出来，以便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更有头绪，增加说服力。但是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就显得胆小，尤其是心理素质不行，会场上严肃的气氛让我始终不能静下心来，脑子里一会儿这样一个想法，一会儿那样一个想法，头昏脑涨，陈总后面说了些什么都没听清楚。只记得散会后大家都陆续走了，陈总特意把我留了下来，叫我一会儿到他办公室。
　　
　　完了完了完了。看着大家都离去，陈总独独招呼了我，“该同志”不是我才有鬼。我虚弱地跟在陈总身后，战战兢兢走进了他豪华的办公室，眼睛都不敢乱动一下，就站在他对面，眼神是无助的慌乱。陈总倒很客气，让我随便坐。我哪敢随便，规规矩矩垂手站在旁边，心里想：“得表现的尊敬一点，畏惧一点，可怜一点，待会陈总万一心软，说不定就把这事放过去了呢。”可自己也知道，陈总在会上那么怒火冲天，并且摆明了要处理人，这事怎能轻易过关。陈总见我还立着，再次喊我坐，我不好再坚持，再坚持就是对抗他的意图了，端了个椅子，恭敬地坐在他对面，眼睛只敢看着他桌上的报纸，根本不敢看他的眼。陈总给自己的茶盅里续了些水，又不知道摸索着干了些什么，反正整了老长时间，我也不敢动，只判快点快点，反正不管处理结果怎么样，尽快处理就是了，我是熬不住这糁人的过程了。
　　
　　过程并没我想的那么恐怖，陈总只是把我怎么去采访的，采访了些什么内容大概问了一遍，就让我回去。语气也不严厉，问得也不细，反倒让我起了好奇心，真想冲到他面前问处理结果。满腹心事回到办公室，就见张主任走出办公室，似乎有意无意看了我一眼，看得我好不闹心：“妈的，迟早要被你们吓死。”这事直到第二天中午办公室出了通知才算结束。中午下班从公示栏经过，看到帖出了一张新的公示（开了会之后，我就一直在关心公示栏，既希望关于这事的公示早点出来，又很傻很天真地希望陈总说话不算数，别处理我，最好是把这事忘了），上面写着张主任的名字。大意是张强违反新闻纪律，不顾大局，给报社造成恶劣影响和巨大损失，给予记大过一次，罚款1000元。我就纳闷了，怎么把张主任处理了？然后我又把公示栏看了个遍，四处寻找我的名字，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我又在公示栏周围的地上找，心想是不是胶水不牢，还有一张处理通知被风吹掉了。反正这事就这样完了，办公室再也没人说公交车坠河的事，我的心情经过大悲大喜（至少对当时的我来说确实算的上大的悲喜），反而平静了许多，这次的心理历练对我影响很大，现在的我宠辱不惊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历练中形成的。
　　

对张主任的处理原因我是在半年后和一个同事喝酒时听到的。当时尹总在常委会上受了批，火气就大。但是作为一个新闻人，这种批评挨得多了（我很无奈这样说，因为事实确实是这样），慢慢也就接受了。尹总刚把自己的心情调节下来，一个常委一个电话又把他叫去了，一见面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尹总58了，临近退休，在报社几百号人当中是个说一不说二的老大，何况他儿子还在市里是个副市长，何时受过这么大的气？！一听又是关于公交坠河的烂事，火冒三丈，在常委办公室忍了又忍，一回到报社就爆发了。直接把陈总找去骂，要陈总马上调查到底是哪个记者还在采访，到底是谁在安排采访，这样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陈总不敢怠慢，跟公交公司领导打电话，才知道是一个叫秦终的记者去了解情况（怪就怪我没听老大的话，把证件拿给他们看了），又侧面了解到我是被新闻部主任派去的，而且是张强刚从宣传部受了气回来就把我派出去了，估计都是张强年轻气盛，要想公报私仇。把这一情况向尹总一汇报，就有了以后的事情。不过张强其实是受不了那么重处分的，因为他向尹总分辨说是想追踪报道此事，给读者一个明白。如果在往时，这种为了报社利益而出错的行为，顶多就被老总喊去训训话，但是这次不一样了，重大安全事故（后来不知道怎么被定性成为一般的交通事故），政府、媒体、公交公司以及交警各个方面都需要找一个背黑锅的，正巧张强触上了霉头，被报社选上了。多年后我想来，为什么报社不拿一个刚进报社的新人充当替罪羊，反而要处分一个报社骨干呢？处分我对报社影响肯定没处分张强影响大；而且处分我更有理由啊：新人更加不懂规矩，不遵守新闻纪律更加合符常理啊。这事我到现在也一直没弄明白，也许是我运气好吧，我只能这样庆幸。
　　

在记者部呆了十多天以后，尤其是经过了公交车坠河的采访后，对新闻部的操作流程有了很大程度的了解。现在回顾整个公交车报道事件，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老大说过，一篇好的报道能成就一名好的记者，一篇坏的报道也能毁了一个好记者。在这个社会上要想出名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成了名的人都想保住个好名声，所以才有那么多同事千方百计推脱公交车的采访，也才让我有了一个机会展示自己，让自己尽快融入新的工作，并把自己的名字呈现在领导面前。
　　
　　对张主任的处理通告出来后，整个报社的人对公交车都三缄其口，害怕一个不留神祸从口出，作为一个与公交坠河事件联系最紧密的当事人，我更是加倍的小心，甚至在办公室都不大轻易说话，当时的气氛就像民国时很多茶馆一样，只是办公室门口没有帖着“莫谈国事”的警告标语罢了。
　　
　　我在办公室再次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中，没有热线电话，我就没有采访，月底的收入自然十分微薄。幸好我在生活周刊时还存储着几千元钱的广告提成，不然早就喝西北风去了。看到别的同事天天忙得晕头转向，我那个羡慕啊，无聊之际甚至幻想着要是自己能够隐身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跑到大街上随便杀个把人，然后我就有了热线，就能采访了……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个相当闷热的天气里。天气预报说那天的温度是云州有史以来最高的。自从有了上次聊QQ打游戏被处分的经历，我就再也不敢在单位玩QQ了，我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奈，屡屡看表，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些，早点得到解脱。办公室的同事都差不多走光了，应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正要收拾东西，想提前下班，就听见外面过道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和一个嘶哑的声音，声音渐近，我伸出头想看个究竟，不料却和办公室的小刘碰了个对脸，两人都吓了一跳。小刘没个好声气，咋呼我：“你小子干吗？鬼头鬼脑的，想提前下班啊，我可跟你说，办公室要打考勤的，你小子还别想提早溜。”小刘估计没我大，不过因为参加工作较早，面相上比我成熟多了，他看我面嫩，以为年纪就比我大，常常以一副过来人的姿态说教我。我也不生他的气，办公室的人管着考勤和劳动纪律呢，何苦得罪。我态度越好，这小子就越来越嚣张，每次见面都是一张大马脸，严肃的那个劲。
　　
　　我堆起一张笑脸，看见小刘身后还跟着两个衣裳褴褛的老年人，一男一女，两人手里都抓着根木棍，眼睛往四周乱看，从脸上迷惑的神情和胆怯的眼神就可以判断出一定是从乡下来的，没见过世面。小刘头往后摆了摆，“这两人说要反应问题，正好你接待接待。”小刘说完就要往回走，两老人一看小刘要走，居然伸出一双乌漆漆的手抓住小刘的衣襟，立刻就在小刘的白衬衣上留下了几个手指印，小刘赶紧把两人的手拍掉，一副厌恶地表情：“干吗干吗，你放开呀。”两老人放了手，小刘急匆匆就走了，嘴里兀自在嘀咕，不知说些啥，但是估计都是不满地话。两老人只好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我刚要把老人引进办公室，小刘却又回来了，劈手就把两老人手上拿的棍子夺过去了。“让你们放门口还不听，你这两根破棍子送人还没人要呢。”两老人一不小心被人夺了棍子，老太婆急了，叽里哇啦说了什么，着势要去追小刘，被老头逮住，说了几句，老太婆抹抹眼泪，跟着我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专门有一个角落是用于接待上访群众的，我让两位老人坐在沙发上，两老人站在旁边瞪眼望着我，我又说了一遍，两老人你望我，我望你，不解的样子。我这才反应过来，听刚才老太婆说话，不是我们本地人，想来我们云州的地方语言他们也听不懂，于是我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配合着手势让他们坐。两老人还是没坐，我又说了几遍，两老人拍拍屁股，办公室里立刻灰尘弥漫，我不经意间捂了鼻子，两老人突然难为情起来，我看老人如此敏感和胆怯，只好把手放下来，并为自己刚才的举动无意中伤了老人的心而自责。我又说了几次，才明白原来两老人怕自己把沙发弄脏了，不敢坐。我连连比划，跟他们说不怕，没关系。僵持了许久，两人才勉强落座，这时我已经觉得口干舌噪，端了三杯水来，一人一杯，两个老人接过之后一口饮干，冰冷地水让老太婆咳嗽起来，老 大爷赶忙放下空杯子给她拍背，我这才发现两人嘴唇都已经裂了几个大口子，想来是许久没喝足够的水了。我接着又连续跟他们倒了三四杯，才似乎解了他们的渴。两人的神情也逐渐缓和下来，没了刚才的局促和不安。
　　
　　我问他们找报社有什么事。一听这话老太婆就哭了起来，两行泪水从眼睛里流出，把灰尘满面的脸冲出两条水沟，露出里面黝黑、满是皱纹的皮肤；老大爷也埋下头，双手抱在头上，没有作声。我忙拿出纸巾递给老人，老人接了，握住我的手，眼睛望着我，我才发现老太婆的眼睛都已经红肿了，眼睛里满是血丝，长久的泪水浸泡让她的眼睛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老人没有用纸巾擦眼泪，抬起袖口抹了抹，她眼里流露出的悲伤和怜爱让我突然想起母亲的眼睛，突然对老人产生了悲怜，让他们换个位置，坐在能吹着空调的地方。
　　
　　两个老人都不会说普通话，只能说他们的方言。听了半天，我才听出个头绪。原来两位老人是夫妻，原籍都是陕西（山西）的，老人一生命苦，一共育有三个子女，可是大女儿和二儿子都得了怪病，待医药费把家里掏空之后，两个子女就相继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儿子。由于家里连饭都吃不饱，小儿子初中没毕业就四处打工，一来偿还家里的外债，二来挣点小钱赡养父母，二十七八了连个媳妇都没娶着，都是因为家里太穷，没人愿意来。
　　
　　去年小儿子听一同做工的朋友说云州有事做，在工地上干一天工钱比在老家干两天都多。小儿子动了心，也跟着过来了。在工地上是辛苦，但是由于找钱多，小儿子也能忍受，三个月就寄了1500块钱回去，相当于他们老家大半年的收入了。小儿子为了节约钱，到云州后就没回过家，说等再干两三年，挣够了娶媳妇的钱就回家，好好服伺爹娘。两个老人虽然盼儿心切，但是也没办法，每日在家里家里念叨小儿小名，借此熬日。
　　

不料十多天前当地派出所民警找到老人家，说他们的儿子在云州死了，叫马上过去处理后事。这一消息对两个老人来说不啻青天霹雳，老太婆当场昏倒，醒来之后就是不停地哭，老大爷也唉声叹气，老人甚至都想干脆喝农药死了算了，但是想着儿子还在异地尸骨未寒，不能就这样丢下儿子。于是两个一辈子从未出过远门的70多岁老农，借遍了整个村凑够了火车票，在炎热地火车厢中熬过了三天四夜，才达到云州。

到了云州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老太婆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在火车上颠簸了7、80个小时，一下火车就高烧不止，看病把身上剩余的百把块钱都花光了。两个老人就这样白天逢人就打听，晚上露宿街头，几天过去了，钱全部用光了，也没找到一个部门愿意承担后事（主要是赔偿问题）。后来在拣食物垃圾吃的时候被一个好心的大姐问起，大姐建议他们到云州晚报反映反映，两位老人又在城里绕着圈走了大半天，才赶在下班前赶到了报社。
　　
　　两个70多岁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老农，为了此生再见儿子一面，独自流落在异乡街头，其身心所受到的伤害和苦楚何人能知？！在诉说自己遭遇的时候老太婆一直抓着我的手，她从一个破烂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字样都模糊了的信封，想来是经常摩挲，字迹才显得模糊。信封里装着一张毛皮纸，和一张相片。老太婆看着相片，又看着我，“我的娃，要是活着，年龄都跟你差不多哩。”我接过相片，上面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孩子，面容稚嫩，身子单薄，露出两颗牙齿笑得灿烂，背后是相馆用作风景的画布，油漆班驳。毛皮纸是工地上的水泥袋子，是一封信，“爹、娘，我在这里很好。你们放心。你们要注意身体，我找了大钱就回来。爹、娘，等我找了媳妇，我们就可以一直在家了，我就不会出去了……”字迹很潦草，语句也有些不通，但是却看得我心里发堵，照片上的孩子笑的那么灿烂，可现在面对他们年迈的父母，他的身体却躺在殡仪馆冰冷的冻库里。那里没有父母的温暖，也没有家乡的风，也许他赤裸着身子会感到寒冷吧……
　　
　　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外面渐渐黑了下来，办公室里没有声音，世界似乎静止了。老人对我说，“孩子，我只想看看我孩子现在怎么样了，看他一眼我们就满足了，我们不要赔偿了，让我们带他回家行吗？”我的泪终于流了下来，老人用手里的纸巾给我擦去泪水，我多想伏在她怀里大哭一场，多么慈祥的老人，可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