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在向着金河下游的地方跑，一老头穿着一双破皮鞋从我面前跑过，肩膀带了我一下，他回过头，脸上是兴奋的神情，“还不过去看看，人都捞上来了。”听了他这话，身旁的几个坐在地上一心一意看河心的人一骨碌就爬起来，在鹅卵石堆里深一脚浅一脚跟了过去。我先摸摸自己的脚踝，感觉到被扭 ，但是应该不会很严重，我一支脚点地，伤脚起个辅助支撑作用，也尽我最大的速度往下游跑去。背后传来救护车的声音，前面的人疯了似的跑，根本没人跟救护车让路，救护车不得不尽量挨着河边走，两个轮子都浸在了河水中，那儿人少，救护车终于冲过最密集的人群，想率先赶到捞人的地点。不料河滩中出现一个几十厘米的淌水沟，救护车底盘太矮，根本过不去，只好停在沟这边，医生和护士都在焦急地等着。
　　等我一瘸一拐超过救护车时，见从下游飞快地跑来一小撮人，四个人手里拎着个什么东西，跑近了 发现是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尸体。那尸体是个女性，看样子3、40岁的样子，脸上未干的水渍在太阳下发出异样的光，显得诡异，女尸的嘴巴大张着，里面黑漆器的，还有不少水从她大张的嘴巴里流出来，夹杂着黑色的东西，仔细看了才知道是河地的淤泥。女尸瞪大的眼睛在我眼前一闪，就被人群隔绝，迅速围上来的人包围着尸体移动，能听见救援人员发出粗旷的喘息声。
　　医生和护士抬着担架过去了，救援人员像摔一团破布一样将女尸扔在担架上，有个年轻的医生迅速做检查，人群都闭了嘴，医生翻了女尸的眼睛，又检查了几项常规，对其中一个救援人员说：“死了。”几个救援人员抹抹汗水，又往下游跑去。一个看着像头的人对医生说，下面还有几具尸体，你们都来看看，免得我们搬上来麻烦，于是几个护士 医生就抬着担架走下去。
　　离金河大桥几百米的地方，金河拐了个弯，形成一个回水沱，水深较浅，并且距离水面半米处有一道石梯，将上游冲下来的杂物阻挡，防止进入下面的航道。救援人员在石梯处发现了几具尸体，都是从坠河的公交车里冲出来的，尸体都异乎寻常的白，看着让人不舒服。医生和护士把救援人员搜集在河滩上的尸体挨个作了检查，无一人存活。我看见那些尸体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一些尸体还保留着张牙五爪的姿势，想来是临时前挣扎过，面部表情都很恐怖，有些胆小的孩子和妇女都转过了身。
　　众人对着尸体指点，突然听见一阵号啕大哭由远及近，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向着我们飞奔过来，她后面跟着几个人，极力想拉住她，但是还是被她跑到了囤积尸体的河滩上。妇女把盖在尸体身上的白布一张张掀开，在掀到第三张白布时，他一下爬到尸体上，哭声悲惨，随后赶过来的几个人一边拉她，一边抹眼泪。妇女被人拉到阴凉处，医生又把尸体盖上。众人在此逗留了20多分钟，有人说吊车来了，于是都一起往桥墩处走。离开时，我又看了白布下掩盖的那些尸体，轮廓虽然鲜明，但是不知道他们的意识已经飘向何方。那个妇女睁睁地望着远处，偶尔抽泣一下，双眼都已红肿，其他部位就如雕塑一般纹丝不动。
　　我站在河滩上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果然看见一辆警车开道，后面一个巨大的吊臂跟着进了警戒圈，我跳下高低预备找个好一些的观察位置，跳下时发现地上有个抽烟的人抛弃的烟盒，被一块小石头压住了小半，我把塑料扯掉，展开烟盒，用笔芯划了两笔，还行，能写字。
　　这次的吊车起吊能力应该比上一辆大了数倍，吊臂很粗，从桥上垂下来的的钢绳也有手臂那般大小。河中船上的几个潜水员又再次下水，这次几分钟就浮了上来，船上一人拿着对讲机讲了一通，桥上机器声音香起，钢绳缓缓垂下来，一个最近的潜水员拉了拉，带 钢绳又潜下去了，其他潜水员则油回船面，动作迅速。几分钟后，最后一个潜水员上了船，船也开到了几十米远，钢绳被绷直，能看见浸过水的钢绳在空中闪着阳光，表明在提升。水面开始没有动静，继而像是突然开了锅，从水地冒出一大团暗涌，我盯住了水面：要出水了。

果然，先是一个反光镜之类的东西露出水面，然后是斜着的车头，渐渐看见了车窗，车厢，然后是底盘、轮子，无数的水花落在江面上，映射着阳光，却无端地美丽。车子真是个双层巴士，5、6米高，车身只是车头处有些凹陷，但是程度不大，估计是撞破桥护栏后又与水面撞击而形成的；车身上大多的玻璃都是完好的。车子吊在半空中，我看见一扇车窗上有一截类似人手的地方，但是由于车身倾斜度越来越搞好，马上就不见了，然后听见哗的一声，接着从车子尾部掉下来一个尸体，在人们惊呼声中坠入河中，然后是第二具、第三具……尸体落水时撞击出很大的水声，我换个位置，发现车窗后玻璃被尸体压碎，车厢里的尸体由于不在平稳，都在往车尾滚，从破碎后车窗的边沿，还能看见一些尸体的痕迹。那些在车厢里挂不住的尸体就这样砰砰地落入水中，我看得目瞪口呆，稍后就忘记了数尸体的数量。公交车被吊车吊上桥面，桥上秩序大乱，很多人都想抢着去看里面的情景，引发警察大的震动，纷纷进行阻拦；离我不远处，也有几个警察和一些人在劝说河滩上看热闹的人，河滩上的人见车子都已经吊上去了，也慢慢往上面转移，都想看看车子里面的情况。
　　没等警察到面前，我就和人群一起回到了紧邻河滩的公路上。公路实行了交通管制，人群东一堆西一堆聊饿，完全忘记了夏日炎炎。我边走边张望，试图找个空隙钻到警戒线里面去看看。围着警戒线转了几圈，都没发现破绽，只好在路边休息一下。一边休息一边把什么车体大体完好啊，车窗破裂啊，尸体落水啊什么的都一股脑儿写在烟盒纸上，我又仔细回忆了落水尸体的数量，始终不敢肯定到底是几具，就暂时把烟盒纸放在衣服口袋里，按了又按，防止丢了。距我旁边十多米有一堆人，我休息时才只有10多个，而我记完字之后居然就有3、40人了，我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挤了过去，原来里面是一个穿大背心的中年男子，眉飞色舞讲着什么，一脸横肉，在众人刺激下手舞足蹈，我听了半天，原来他是在讲车子怎么掉下河的。
　　中年男子说，他当时正骑着自行车往河对面赶，正午的时候太阳正大，桥上没多少车辆和行人，他也一手拿着帽儿扇风一手掌着车把。刚好走了三分之一，一辆车子鸣着喇叭从后面超他，正是坠河这辆，超过他之后突然就听见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随后闻到一股焦臭味，就见公交车先是冲上了人行道，然后撞坏桥胡栏，“车里的人大声惊叫，在车落在半空中的时候还能听到。”大背心捏了刹车愣在原地，一辆半新的面包车哧一声打个方向盘，离开了。大背心说他觉得面包车经过他身边时能感觉到司机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不过当时他已经被吓傻了，眼睛盯着护栏上的缺口半天，耳朵里尽是车里人的惊叫。直到感觉到手捏刹车捏痛了，才回过神来，他一撇自行车，扒着护栏往桥下看，哪儿还有车的影子，人影子也没有，他慌了，赶紧报了警。人群有人问：“公交车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大背心说，我报警之后警察让我在原地等着，我看了看桥面，上面有几道刹车印，有宽的有窄的，那道窄的刹车印都超过中线了，跑到这边道上来，我猜公交车避让的时候刹不住，才掉下去的。周围的人都表示赞同，还有人问些杂乱的事情，我在旁边听了半天，也大概把事情过程弄清楚，这时听见大背心一声惊呼：“我的车子呢？”众人大笑，随即散了。

我又试着在警戒线旁兜了几个圈，瞅准一个警察转身的空子，弯下腰就钻进警戒线，头还没抬起来，就见一人站在面前，是个胡子都白了的老警察，他往外轰我，半推半搡，我急了，说我是云州晚报的记者。老警察一听，看了我几眼，我心想有戏，没想到话音一落地，周围几个警察都围了过来，装做无意地把我往警戒线外挤，来到一处民房，看见张丙正坐在那儿抽烟，还有写拿话筒的，抗摄象机的，估计都是同行，几个警察笑眯眯站在他们周围，态度还算友好。张丙一见我，就埋怨：“干吗去了，这么久。”我赶紧解释：“手机没电了。”接着我就要把我的所见所闻说给他听，他打了个禁声的手势，拉我到另一个房间，我大概把情况说了一遍，他听后大喜，这时两个抗摄象机的人也进来了，张丙赶忙说：“哥们，你们慢慢等着，我先回去了，还有其他事情等着我呢。”拉了我就出来，后面一人大叫：“张丙，透露点。”张丙没理，跟门口一个看似小头的警察打了招呼，打了个的就到了报社。
　　进了办公室老大一见就虎着个脸：“手几怎么不开，联系半天联系不上你。”张冰说他手机没电了，我点了点头，张主任拉了椅子围过来，“情况怎么样。”张冰说他被警察包围了，关键的相片没拍到，然后指指我：“小秦了解的多些。”老大和张主任就一起把脸转向我，我登时就慌了，他们的目光就像我身上私藏着文物一样，非要挖出来，心一阵狂跳。我紧了紧几下脖子，尽量使自己放松一些，然后把自己见到的杂乱无章地说了出来，老大听了之后就说：“别乱，好好理顺了再说。”张主任听了之后却说：“不用，只要信息抓到了，呆会儿再理不迟。”张主任略微思考了一下，问我：“车是多少点掉进河里的。”我摸摸脑袋：“这个忘问了。”张主任又问：“第一目击人叫什么名字？他住哪儿你问没。哦，还有他联系方式你有没？”我当时汗水就出来了，嗫嚅着没回答。张主任看来有些急了，他稍微调整了自己的姿势，“你看见的尸体有多少具？”我眼睛在老大和张主任面前一扫而过，然后又看了张丙一眼，他们都在急切地看着，我说：“没记清。”张主任提高了语气：“你当时怎么不会记呢？”我想解释，但是强烈压制住了这个欲望，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烟盒，张主任接过去了，看了之后苦笑不得：“秦终啊，这就是你的采访记录？！”我知道自己这个糗大了。
　　我和张丙面面相觑，望着两个主任，老大和张主任商量后，吩咐我们：“你们先去把脑子中的所有信息写下来，不管真假。5点钟我们几个再碰个头。”我离开时，听见张主任在拨电话，然后他的声音远呀地就通过办公室传来：“好的，好的，应该没问题。”我听了这话心就没底了，我脑子里一团糨糊，问题大啊。
　　

坐在电脑面前，强制自己冷静下来，背后的空调强劲的冷风直往我身上扑，毛孔猛烈地收缩，我的脑门子一阵紧似一阵的疼，有了中暑的迹象。我双手撑在桌子上，使劲揉肉太阳穴，办公室同事打字的键盘声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窟咒一样，催得我手忙脚乱，但又不知道该干什么。
　　
　　电脑开机了，输入开机密码时时却怎么也不对劲。他妈的，屋漏偏逢连夜雨，连这破电脑也跟我作对。我又重新开机了几遍，依然无效，我将手中的鼠标使劲往桌面上摔，啪啪的响声让很多同事都望着我，眼睛里带着同情，我搓搓自己的脸颊，干脆退到空调出风口，透心的清凉很快转换成寒冷，手上都起了鸡皮子疙瘩，电脑再次提示输入密码，按下几个数字，这次居然开了，原来刚才太紧张，把阎XX的拼音输了进去。
　　
　　我将烟盒纸展开，上面有限的信息在我脑子中翻腾：阎XX、尸体落水、还有些杂乱八遭的信息，要想把这几个点串成一条线，着实够我干的。正蒙着头回忆河滩上的一些情景，死女人的那双无神的眼睛一遍遍在我脑海中闪过，突然感觉有人拍我肩膀，几乎把我惊得从座位上弹起来，张丙一脸疑惑地望着我，手还放在我肩膀上：“小秦，我所见的已经写完了。我见得不多，这个稿子大部分就靠你了。我还有另外一个采访，先走了。”我点点头，眼睛望着电脑屏幕，屏幕壁纸上是一片蔚蓝的天，远处雪山高耸，和天边的白云连成一片，壁纸近处，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流淌，溪边青草茵茵，似乎能闻到溢出来的清香。我看得入了神，慢慢放松下来，待我回过神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分钟。不过我的心静下来了，各种片段都堵塞在脑子中，争着要涌出来。
　　
　　我也不管什么写文章的逻辑顺序了，回忆着一个片段，就把片段像看图说话一样写出来，屏幕上几乎都是毫不相干的字句：尸体暗淡无神的眼睛和亲人哭得红肿的双眼；巨大的按涌；地面颤动；白布掩盖住的躯体……就这样一边回忆一边写，键盘被我敲得啪啪响，我的手指快速有力地落在键盘上，几乎没有停留。打完最后一个场景，拉拉杂杂两个页码，我复制了好几遍，分别保存在了C、D、F盘和我的文档里，调出来看了三四遍，确定确实保存妥当了，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看看表，时间已经接近下午4点半，离开会还有小半个小时，我稍稍休息了一下刺痛的眼睛，又打开文件，将里面的语句理顺，把错别字一一改正过来，因为打的是拼音，速度又快，错别字连篇，花费了我不少时间。看看时间5点了，我拿了笔和纸走到老大和张主任面前，张主任在接电话，笑盈盈的，与两个多小时前的气急败坏简直两个人样。我还是揣着小心，在旁边的沙发上欠着身子坐下。老大似乎等我很久了，他连手中的报纸都没放好，就急切地问我：“小秦，写得怎么样？”我说基本把我所见的写出来了。老大就拿着报纸到了我电脑上，我看张主任还在打电话，也不知多久能完，就没敢动，余光看见老大的头顶冒出办公隔墙一动不动，也没发出什么声音。
　　
　　张主任打完了电话，也走到了老大面前，老大站起身，张主任也没坐下，两人就这样一人撑着一个椅子扶手，半弯着腰低着头，能听见小声的嘀咕，具体内容听不清楚，我坐在沙发上没人理，看见两人在那边商量半天，心慌得跟什么似的，拿着本子的手都把本子一角揉烂了。

张主任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几遍，我也没敢接，最后旁边写稿子的一个同事走过去接起来，冲张主任喊：“主任，老总找你。”张主任才小跑过来，脸上有点笑容，接了电话“恩”了几声，出了办公室不见影了。老大是又过了几分钟才过来的，他脸上带着笑容，手里的报纸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他没有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反而坐在了我的旁边，我听见他似乎松了一口气。他拿出烟盒拿烟，侧着脸问我：“我第一次开会跟你们怎么说的？一个记者怎么可以没有纸和笔呢？你看见过不拿枪上战场的战士吗？”我本想说有，共产党刚闹革命的时候不是没有枪没有炮吗？不过我没有回答，交换了两只脚的位置表示听见他话了。老大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他抽出一颗烟，递到我面前，我忙摆摆手，他又往前送了送，那烟几乎都要碰着我鼻子了，我忙向后退了退身子，老大把烟收回去，放在自己的嘴里，又到处找打火机，似乎没找着，又到办公捉上去找，依然没看见。我一直盯着老大的一举一动，我想知道，我在新闻部的第一篇稿子，写得到底怎样。当时我恨不得老大能爽快告诉我他看了之后的感觉，要是不行，我立刻跑到现场去，再作补充采访，就是冒着被乱脚踩扁的危险，也要把遗漏的补上来。
　　
　　老大向其他同事借了个火，才坐回到我身边，声音有点轻：“文章总体不错，但是细节上还没把握完善。”我一听就正了脸：“还有什么地方不完善，我现在就再去一趟，趁时间来得及补充完整。”老大见我是真慌了，忙按住我肩膀：“不急，按照你的情况，你已经属于超常发挥了。其他细节留给编辑去处理吧。今天你累了，早些回去休息。”我问老大：“能通过不。”老大说：“你就别管了，回去吧。”因为我们报社有个规矩，任何一篇稿件，特别是重要的稿件，都得总编过目之后，才能上版印刷，这样做一是为了保证不出纰漏，二是变相征求老总对稿件大方向的把握（尤其是涉及政治的稿件），我在新闻部“赋闲”的一个周，就听见不少同事互相调侃：又被毙了几篇？虽然我还对这一制度不太了解，但是我却十分关心我在新闻部的第一件作品（姑且这样称）的命运。老大似乎对这个不愿意多谈，他趁着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的空当，留给我一个大侧背：“手机不要关，随时保持联系。”我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也只好打住，不过心却更加紧张了。回我位置的时候，碰到张主任急匆匆迎面而来，我侧身站在一旁，他停下来对我说：“再把你的稿子细细改一遍，一会儿传给我。”
　　
　　我心中似乎又被打了一针兴奋剂，本想听听他要让我怎么改，但他撂了一句话就走了，也没容我多问。回到位置上，我又把稿子调出来一字一字挨着看了几遍，把几处衔接不紧凑之处加强了连贯。密密麻麻两大篇，看得我眼睛花。突然想起平时看新闻部的见报稿件，都是分了大小标题的。我不是学新闻专业出生的，对于什么大标题小标题引题副题不太明白，但是依样画葫芦我还是会的，于是我就按照回忆片段的场景把整块的文章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目击者介绍、打捞尸体、起吊公交车和和河里未处理尸体的情况。这样一分，不但屏幕上看着轻松了许多，而且条理也显得更清晰了，蛮像那么回事的。张主任在那边喊，叫我把稿子通过编辑系统传过去。我最后草草浏览了一遍，带着期望和复杂的心情把稿子点了发送，望着空白的系统页面，心满当当又空落落的，突然感到浑身地疲惫，脚也痛起来，又在办公室坐了半个多小时，看同事门都下了班，而张主任也没找我的意思，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
　　
　　那一夜是在噩梦缠绕中度过的，一会儿梦见老总把我的稿子撕得粉碎，一会梦见女尸那无神的眼睛，还有金河里伸出的无数惨白的手臂，河滩上看热闹的人都没了，风把担架上的白布吹开，露出花生一样白的尸体，都没有穿衣服，一直排满了整个河岸……
　　
　　早上到了班上，拿了当天的一份报纸（我们云州晚报都是早上与市民见面），看见在第三版的位置，我昨天写的稿子占了不大半个版，我的名字和张丙的名字落在下面。报纸左侧还有一副电脑绘的示意图，是根据我文章的叙说由编辑添加上去的，让人一眼就能了解公交车坠河经过和其冲撞护栏的物理过程。我捧着报纸从上到下看了几遍，又分小标题看了几遍，最后都能把文章背下来了，我还是舍不得丢下报纸，直到老大在那边叫我。

老大也是一脸的笑，他桌子上就放着当天的报纸，正好翻到我文章的位置。老大当面表扬了我几句，让我倍感舒坦。他把一个蓝皮子的笔记本给我，我一看上边写着编辑部，里面有一页是被折起的，老大示意我打开看，我看见一行潦草地字：文章文理通顺，故事性极强，记者叙事功力不凡，但新闻最基本的要素缺乏，希加强学习。前面几句内容我能看懂，表扬我的；可后面显然是批评，而且有个“最基本”，这事可能很严重。我心想：“连基本最基本的东西都不具备，可见新闻要素缺得很严重。但这新闻要素到底是个啥东西？”闷着头不好意思问，老大在旁边说：“从当初你一进来（报社），我就觉得你文笔好，果然没看错。上边的意见你都看了，连编辑部这帮家伙都对你如此夸奖，实在难得。但是你不是学新闻专业的，有些基本的新闻要素你都没突出，你还需要大量的学习。”老大见我略显不安之色，又接口道：“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时间干长了，自然而然就成习惯了，到时让你写篇不要新闻要素的稿子，说不定你还写不出来拉。”老大说完从我手中接过本子，神情轻松。老大又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一本书递给我：“回去自己好好看看。可能对你很有帮助。”我一看，是一本《新闻学》，厚厚得像块砖头。当天回去参照了一把，才发现我的稿子中竟然连时间和大量的新闻人物缺乏，如果除掉大量细节，我头天写的稿子基本上可以总结成：不知晓的时间在不知晓的地点，一辆公共汽车坠入金河，不知晓名字的市民目击了整个事情经过，死伤了不知晓的多少人。怪不得编辑部的同事说我缺乏“最基本”的新闻要素，看来是没冤枉我。
　　
　　拿了书要回办公桌，张主任扭曲着一张脸进来了，一坐到椅子上就骂了句：“宣传部的都是些鸡吧人。”把我都吓了一跳，老大笑着问：“挨批了？”张主任愤恨地说：“何止挨批，还要写检讨。”老大说：“这么严重？”张主任说：“是啊，整了那么大一版，动静闹的不小，看来这次宣传部是真被惹毛了。”老大也附和：“动静确实挺大的，早上我来上班见车上很多人都在看报纸，议论这事呢。”张主任似乎火气消了很多，“那就好，都这个样子了，我还巴不得越闹越大好呢。”“老总什么态度？”“还没见着面，不过陈总早上上班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有个心理准备，说顺着宣传部的意思，不要闹僵。”张主任咬牙切齿地：“他一个处长，摆什么威风，要不是老总打了招呼，我还真不服。”两人越说越小声，感觉到头都要碰到一起了。
　　
　　我背对着他们，觉得张主任挨批这事可能跟我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又不便张口问。磨磨蹭蹭地要离开，张主任却叫住了我。那一声“秦终”把我脑细胞吓死不少。我硬撑着谦恭着脸转过身，张主任的眼睛正死死地盯住我，眼睛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仇恨，我的心凛然一禀。

张主任该不会找我算帐吧，听他和老大交谈的内容，想来在宣传部是受了气的，苦大仇深啊，如果他真是把怒火转发到我身上，以我现在的身份，我不只有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我的血泪向谁诉啊？眼睛疑惑地望着他，心里着实是没底，嗖嗖地冒着冷气。
　　
　　张主任缓和了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看起来比刚才“和蔼”了许多。出人意料地，张主任并没向我撒火，一本正经给我交代起了工作内容。“小秦啊，报道做得很好。昨天刚派你去的时候是很不放心的，毕竟不知道你能否胜任这样一个重大的采访。今天报纸我很满意，老总也对你赞不绝口啊（真的假的？），但是昨天的报道还不全面，当然也并不全是你的原因，一些相关部门的迟滞动作影响了事情的进展。今天还是由你作追踪报道，把整个事情理清楚，重要的是要把死伤人数和事故原因了解到，最好是能找到公交公司负责人，让他从他们单位的角度说说这次事故。”我把张主任的字字箴言都记在了笔记本上，还专门标注了一二三，方便在采访时能有的放矢。
　　
　　能亲耳听到直接领导的表扬，何况老总也赞不绝口（先不管他真假），对于我这个刚出茅庐的愣头青，无疑是打了针超强的兴奋剂，激情满怀，脚下就像安了弹簧，走路都是蹦着的，心里的花儿盛开了一朵朵，那滋味，那个美呀。
　　
　　要到哪儿去了解事情的整个情况呢？在办公室冷静下来，我才发现自己找不到门道，光憋着一股热情，可找哪个部门？找哪个人？心里没数。我又把昨天的现场回忆了一遍，脑子中不断出现的警察身影提醒了我：既然警察在值勤，那警察与这事一定是沾了边喽，他们应该是知情人。灵光一现，抓了背包就出了办公室。跳上公交车，开了两站地，手机响了，是老大打来的，车厢里很吵，老大的声音又像蚊子在叫，根本听不清楚。老大叽咕叽咕了一阵，而我只是不停地重复“什么、听不清”，脖子憋得通红，老大到底讲了些什么倒是一句没听清。车子里很多人不满地望着我，那眼神似乎在说：“不就是有个破手机吗？显摆什么。”我用的是西门子2118机型，式样老旧，确实有些拿不出手，腆着脸放进口袋，心里在想老大打这一通地下党接头式的电话干吗。
　　
　　不多久手机就响了，来条短信，摸出一看是老大发来的：“找个清静之处尽快回我电话。”还没到站我就提前下了车，躲进一公园拨通了老大电话，老大随即跟我掐了，再拨，再掐，我就纳闷了：“叫我回电话又不接，搞什么名堂嘛。”也不好再打，只好坐在原地等，老大应该会跟我回过来。果不其然，一分钟后老大回电话过来了，语气还是很轻，不过显得凝重，劈头就问：“你去采访没有？”我说还没呢，没到地就下车了。老大似乎松了一口气，语气稍微有些缓和：“采访时无论谁向你要证件都不给；采访时对方不愿意说的话不要逼着问；采访不了不要坚持；回来后第一时间向我汇报，然后再听我安排。”我一头雾水，想问点什么，老大把我打住：“我时间不多，你照作就是。挂了。”我哦一声，老大手机里传出一男声：“堂堂新闻部主任，也亲自来上厕所？”只来得及听老大嘿嘿干笑几声，讯号就断了。我握着手机百思不得其解：“老大给我打个电话，干吗非得躲在厕所里偷偷摸摸的，犯得着吗？”我觉得事情有些不一般。
　　

这里面的玄机是后来老大才向我道明的。我听了当时就从头冷到脚，寒意顿生，要不是老大一番交代，我可能早就被张主任“交代”出去了。原来我的公交车坠河的报道见报之后，不但在本市引起很大的反响，而且还通过网络传遍了省内外，搞得本市乌烟瘴气（至少市委市政府是这样认为的），群众更是议论纷纷（干过媒体的人都知道，负面报道总是比正面报道更吸引人，影响也更大），尤其是死者家属，聚集起来打着旗帜到市政府门口集会，要求严惩公交公司，赔偿巨额损失，搞的政府很被动，领导很生气，当然后果就很严重。听说分管交通和安全的副市长在看到云州晚报后，气得吹胡子瞪眼，立刻就打电话跟市委宣传部，要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追查某些人的失职失察行为，并且通知云州日报老总当面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交代。
　　
　　公交坠河事故发生后，一是死亡人数确实无法统计，因为坠河公交车是打卡公交车，车上只有司机一人，无售票人员卖票，车子在各站停靠，上上下下多少人司机并不清楚，何况司机也死了；一些被救起来的伤者说法差异较大，没个准确数，谁也不清楚到底车上有多少人，；二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主要是没想到云州晚报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没经过任何知会就把事情报道了出来，给云州的形象造成损害，主要是使领导再也不好向外界（包括不知情的市民和上面）隐瞒，接下来的群众和上级定会死死盯住这件事情，市政府工作将会陷入极大的被动和不利。云州晚报虽然惯搞这招，但是以前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不知会就算了，这次可不同，搞不好有些人的乌纱帽都要掉，云州晚报闯大祸了！
　　
　　听说老总在市委常委（记不清是不是扩大会了）会上先还作了解释：云州晚报是事业单位，财政没拨一分款，要凭一张报纸养活2、3百号人，不抓点市民爱看的新闻不可能存活下去……老总讲话不到三分钟，市委书记把手里的茶盅往桌子上狠命一磕：“存活不下去就不要存活。尹XX，你的党性原则，你的新闻原则哪儿去了？！”会议的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老总也不敢说话了，其实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老总何尝不知道这事的严重？怪就怪在云州晚报是个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不整点独家新闻、重磅新闻，2、3百号人喝西北风去？也怪自己存在侥幸心理，估摸着不报道确切死亡人数、事故原因等敏感性方面，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老总当时的心理。老总那年58岁了，白发胜过很多在座常委，可他一直没敢坐下，也没人让他坐下，他就一直站到了2个小时后会议结束。市委书记临走时经过老总面前“哼”了一声，让老总打了个冷战。
　　
　　这面老总还在常委会上作检讨，那面张主任受了宣传部的呵斥心头不顺畅，思考着怎么再咬一口，一定要咬在宣传部的神经上，越痛越好，好报早上的一箭之仇。当然张主任并不知道最高老总在受批评，更不知道领导的态度，要是他知道了，也不可能再打报仇的算盘。张主任才30多岁，正是年轻气胜火气旺的时候，你说我没知会就把报道整出来了，你麻烦吧，嘿，我还偏要继续跟你整个后续报道，让你们宣传部的鸡吧人继续恼火去吧。因为想到是我做的第一篇报道，对情况最清楚，所以这做后续也是我最合适。
　　
　　老大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和他正喝着小酒，老大醉意朦胧，他跟我说了掏心窝子的话，他说：“小秦啊，老大差点害了你啊。”我一听酒醒了不少：“老大，你没醉吧，别破坏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啊。”老大嘿嘿笑了几声，拍拍我肩膀：“有你这句话，我没看错人。”老大确实差点害了我，不过那纯粹是出于好心。其实公交车坠河那天是老大接的热线电话，他一听电话就明白了此事重大，做出来绝对是个重磅新闻，可也有可能是个火药桶，重大安全事故一向是各级领导的悬头宝剑，对这类事件的报道各个媒体都讳忌莫深，谁都想从这些事件报道中捞点好处，可谁都害怕深陷其中。老大怎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关系，他做不了主，就火速向张主任讲明了情况，并把自己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事搞不好是火药桶的想法）也给张主任交流了。张主任在电话里看不见表情，不过确实是思考了很久，似乎是下了决心的，“做。”既然正主任都这样说了，作为副主任也尽了自己提醒的职责，那么即使怪罪下来，自己也能脱了干系，便没有再表示反对。

两人在电话中达成了共识，老大便收了线，张主任自己去安排记者了，老大也没了事。过了几分钟，张主任又给老大打来电话，说记者都不空，问老大我的文笔如何，能不能胜任。老大一听就说：“小秦啊，文笔不错，不过没经过过正二八经的采访，何况是这种重大的采访，我估计他干不了。”张主任说那没问题，先锻炼锻炼，我这就跟他打电话。老大还要说推迟的话，张主任已经挂了电话。老大跟我说：“你以为20多个记者都没空？哄鬼呢，都精着呢，谁都不想陷进这个报道里面怕脱不了干系。就连张丙也是勉强答应去的，不过去了也不管用，要是他想采访，就那几个警察能奈何得了他？”我说怪不得张主任一个周都没叫我采访，一采访就是这么重磅的，原来是没人敢去。我安慰老大：“不过我吉人有天象，不但成功完成了采访，报道见了报，而且全身而退，自此也打开了在新闻部的局面，你就不要自责了吧。”老大说也是，幸好你去了，不然在新闻部还不知道有没有上战场的机会。我两端起一杯酒，一干而尽。
　　
　　说正题。那面报社最高领导在挨批，这面一个急着报仇雪耻的主任安排我再做后续采访，老大一看就是为了自己利益把我往火坑里推，所以才悄悄给我打了个电话。虽然我是满腹豪情，一心要在领导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是老大的话给我设了一堵墙，虽然没有明说为什么要在领导面前表示自己办不好事，但是想来老大不会害我，所以我决定先到金河大桥所在的辖区，金河派出所去看看。
　　
　　派出所里群众很多，有几个估计是死者家属，被警察劝说：“我们这里不负责这事，你们家属都找公交公司去吧。”估计这样的话说了不止一次，那几个家属看来也来这很久了，一个劲的哭，并不理警察的话。我找了个小警察，问了所长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几个人，所长夹着一支烟，疑惑地看着我背着双肩包进去。我鼓起勇气说我是云州晚报的记者，想了解公交车坠河的事情。所长灭了烟站起来，皮笑肉不笑地招呼我坐，办公室里其他人就出去了。所长跟我倒了一杯水，拐弯抹角地说了半天，我终于听明白他意思了：这事不该派出所处理，最好找公交公司了解情况。我谢过所长，又坐车去公交公司，车上很多人都在说着车子坠河的事，有几个在说：“这云州晚报也没报道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有个冲动今天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可老大的话犹在耳边，强烈克制住了这个欲望。

下了车，就看见云州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牌子，向门口一个工作人员通报了身份，那大姐一看我云州晚报的证件，就像红了眼睛的斗牛，扯大嗓门吼：“你们报纸莫搞清楚就乱写，出了事情你们报纸负担得起吗？”一镇狮子吼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我站在门边就像个被老师训斥的学生，低着头一言不发。当时的感觉就像做了亏心事，心想把人家的丑事曝光就让人家发发火。大姐好不容易收了嘴，我连忙问：“我想再了解事情的原委，你看我应该找哪位负责人？”大姐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手一挥：“负责人不在。找安监局。”可怜的我那时还不知道有安监局这个部门，以为是案件局，那就应该是公安里的部门了，又坐车到区公安局，才晓得是安全监督管理局，忙不迭跑去问，安监局居然人都没见到，一个看门老头挥手就把我赶了出来，这事还得找公交公司。“那车不是他们公司的吗？找我们有什么用，我们不清楚。”我就这样在几个部门间被他们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后来想起老大的话，不追不逼不强求，放弃了念头，直到将近中午才回到报社。
　　
　　老大期间给我打了几个电话，问我回来没有。我在路上给他打了电话，他在报社门口截住了我，把我拉到一个小巷里，问了情况，嘱咐我：“要是张主任问你，你就说没采访到。”“那他要是问我怎么没采访到呢？”“你就说人家要看记者证，没记者证不让进门。”我疑惑，老大一掌拍在我后脑勺：“记住没有？”我赶紧点头，老大一边走一边说：“别说错了。我走后10分钟你再上楼来。”
　　
　　一进办公室，果然见张主任在往我这边看，来不及放下包就走过去，老大从报纸上抬起头来，一脸的热切：“小秦回来啦？采访得怎么样？”我做出一副哭丧脸：“没采访到。”并适时在头上抹了一把汗。张主任赶紧逼问：“怎么没采访到呢？”我说人家要看记者证，我拿出工作证人家都不让进门，几个单位都是这样子。张主任眼睛盯着我，我告诉自己要冷静，手别抖别抖，千万别抖，突然出现了短暂的安静，我不自然起来，老大在一旁插嘴：“这些单位是越来越刁难了，老张你看什么时候让小秦把记者证办了？出去办事也方便。”张主任收回眼光，从老大脸上似乎不经意地扫过：“好办，改天向领导汇报。你先去吧。”我如释重负转过身，背后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