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上有很多碎玻璃渣子，在灯光的照射下反射着光，一圈一圈晕开来；那床被我踢成一团的铺盖山有两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深深陷进柔软的被窝里。再看床尾的窗户，玻璃已经碎了，有冷风从外面吹进来。我站在原地，没想明白出了啥事，不过老头肯定清楚？不然他不会黑灯瞎火这么急着跑来。我说这怎么回事？老头说他刚才在工棚里听见有人从附近经过，好象是两个人，两人的对话被他听了一些。我说他们都说啥了，老头说，他只听见两人在笑，说够他喝一壶的了。老头以为是来工地偷材料的，就打着手电出去吆喝了几声，那说话的人冷不防黑漆漆的地方突然钻出个人来，还吆喝，尤其是电筒，还在不断往两人脸上呲，说话的人就用手挡了脸，慌乱跑掉了。老头骂了几声，继续回屋歇着，突然觉得不对，加上刚才听到的玻璃碎裂声好象是从我的出租屋传来的，加上听到的话，意感不好，就跑我这面来了。“没受伤吧。”我说没有，我也才回到家。老头把铺盖里的石头给我拣来扔到门外去，我用一本书摊开来小心扫着床上的玻璃渣，我面色凝重，老头关切地问我，怎么会这样呢？你得罪什么人了吗？其实做新闻报道，尤其是监督类报道，哪有不得罪人的，在新闻部半年多来，得罪的人少说有一打，但大部分都是些官员，他们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最有可能的，就是前几天的热水器事情，不过也不能肯定，至少没直接的证据。我说得罪的人多了，不过没关系，我福大命大。老头说你最好小心点，我说没事，老头说我给你拿样东西来。说完就回去了，不多久就给我拿了一根小儿手臂般粗细的钢管来，那钢管拿在手上不长不短，舞起来得力，我在屋里使劲挥了几下，就听见呼呼的风声。我说老头，想不到你还是兵器高手啊，这么平凡的东西被你一改造，就成威震天下的绝杀武器了。老头说不是我吹，看工地嘛，哪能不碰到一些偷工地材料的小蟊贼，只要我拿着这根钢管在工棚面前舞几下，哪个蟊贼不乖乖给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规规矩矩离开？你到附近几个工地打听打听，哪个工地不说我看工地有一套，有魄力，我看的工地，什么时候丢过东西了？我说那你把这么厉害的武器，我看看手里的钢管——相当于小李的飞刀都交给我了，以后你还怎么在工地上混？老头一副孺子不可教的神情：“你懂啥，我是靠钢管看工地的吗？只要我一现身，有钢管没钢管还不是一样？！”说完又问我：“哎——，你说那小李是看哪个工地的？他还会使飞刀？我怎么没听说过哪个工地上有这号人呢？”我说老头，得了吧，吹牛不上税。老头跳起来给了我后背一巴掌，直摇头，失望着走出院子去，我在后面问要不要送送他，他说算了，你自己小心点。

　我收拾完床上的玻璃渣，穿着鞋子睡了。脑子中也考虑了几个人选，但是都没个准，干脆不去想了，心想来就来吧，反正过了这第一次，我就有防备了。第二天把昨晚的事情向老大汇报了，老大听了一脸紧张，说这事太危险了，我得给公安局几个朋友说说，这些人也太嚣张了，得抓几个起来杀杀他们威风，不然还以为我们好欺负。我说算了，你以为还会来第二次，再说了，我们又没牢靠的证据，你抓谁？老大说反正这事不能这么算了。我说不这么算了那你说怎么办？老大沉思了一会说一时半会还真没什么办法，你容我想想。我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小心点就是了。这事一过，我就过去了，也没放心里，可三天后又遭遇了同样的情况。那天晚上估计是半夜三更了，突然觉得脚上一阵剧痛，我猛然惊醒，然后就听见有人往远处跑，我知道又来了，跳下床想开门看看，可刚下床就蹲下了，左脚上钻心地疼，我摸索着把灯打开了，看见地面上有一块小石头，估计是从床上滚落下来的。我把鞋子脱了，见脚背上一片红色，就是被石头砸的，慢慢地就青了有点淤血。我心里一寒：“要是刚才的石头砸我头上，不出血才怪呢。”本来我的头是睡窗户那面的，因为上次掉了很多玻璃渣在床上，我就换了一头，而且把鞋穿上了，怕未打扫干净的玻璃渣扎进脚里，所以石头虽然砸得狠，不过却还没伤得多严重。
　　
　　我也没打开门，估计这会人早就跑没影了。还要跟我来阴的，妈的，我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半夜三更找老头要了泡酒，在脚背上搓搓，第二天居然就没事了，走路都不感觉疼，看来除了老头的泡酒有奇效外，穿着鞋睡的好处也不小。我没把第二次被袭的事告诉老大，没必要，整的满城风雨，不然同事们会认为我好象非得让领导知道我因工负伤，求得再次表扬一样。不过我心里却恨得牙痒痒，太过分了，有了前面两次，难保不会来第三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下了决心之后，我就做准备了。我所在的出租屋只有两层楼高，楼顶上的地砖都脱落地差不多了，一个一个的洞，所以二楼就没住人。我在附近找了许多鸡蛋大小的小石子，估计有二三十颗，都堆在2楼，然后借朋友一个睡袋，晚上就住在2楼，出租屋里还是日常摆放，不过把玻璃换成毛玻璃了，这样即使在开灯的情况下，屋子里的任何东西都是模糊一片，分辨不出哪儿跟哪儿。我还在院子四周放了许多空的易拉罐，人一踢上去就响。这招是我从关于越南战争的小说中学到的，不过也有一个坏处，就是有时风大了，也会把易拉罐吹动，会发出错误的警报，常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在2楼住了4、5个晚上，也没再见人来，不过却把我折腾地够戗，因为我调了闹钟，一个半小时震动一次，然后就爬起来看周围情况；还有风把易拉罐吹动的声音也能把我吵醒，这样一个晚上反复几次，白天精神当然不好，后来在易拉罐里装了些小石头，风就再吹不动了。工地老头劝我放弃算了，说只有傻瓜才会再来，我却预感到肯定有眼睛在盯着我，只要我一松懈，他们就会趁虚而入。我依然强打精神住在2楼，不过把闹钟从一个半小时改成了2个半小时一闹，还有中午和下午没事时就补觉，几天下来，居然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有时候晚上还特别精神。
　　
　　就这样过了一个周左右，有天晚上突然听见有易拉罐在响，我就像被马蜂蛰了一样从睡袋里钻出来，咬牙切齿地想：“狗日的终于来了。”探出头悄悄往外看，就见两个黑影跑到很远，马上就被浓重的夜色掩盖，看不清楚了。可能是易拉罐发出的声音把他们吓住了，我想，又观察了一会儿，看没动静，只好懊恼地重新躺下，很是遗憾。躺下没多久，就听见有细碎的沙土移动声音，这声音如果在繁闹的都市绝对听不到，在白天也不会被人注意到，但是我这里是郊区，又是深夜，万籁俱静，那声音虽小但还是听得真切，我又侧着耳朵听了一会，也不象是风声，于是悄悄爬起来，打望着窗外的情景。

就见院子里鬼鬼祟祟进来一个人，左右张望，貌似非常小心，我正要观察他想做什么，突然又从围墙外闪进一人来。我靠，他果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在后来的那人双手捧在肚脐处，微弯着腰，走到前面那人身边，前面那人在后人双手里翻检着什么，不多久就分开了，前面那人拿起一个东西往上抛了抛，然后又接住，我看清了，那是一块石头，可能这人在找大小合适的石头，既能打出血，又能保证不砸死人那种分量的。我心里暗暗骂了一句，也慢慢从旁边的石头堆里拣了几颗堆在窗户上，静静观察着他们的举动。那两人走到院子中，立在原地，拿着石头那人把后面那人往旁边掀了掀，就要抡起胳膊往窗户方向砸石头，我顺手拿起一块合适的，瞄了瞄他脑袋，心里说着，“让你还来砸我家玻璃。”使劲往下砸下去。那人刚把胳膊抡起来，就听见噗一声，石头准确砸在他头上，他疼得大叫一声：“啊”，手里的石头也掉地上，摸着头一声不响往外跑，其间在跨围墙的时候又摔倒了，我则再接再厉，不断把石头往他身上招呼，也不知多少石头长了眼睛，反正是砸得心情愉快。刚才还抱着石头那人正眼巴巴见着要砸玻璃了，突然听见同伴一声惨叫，然后招呼都没打一声就撤退了（PS：这就是集结号的原始故事素材），也忙扔下怀里的石头，跟着翻山越岭而去，远处我扔出的石头砸在地上，啪嗒乱响。
　　
　　这一晚上让我好生愉快，关了闹钟，结结实实睡了个完整觉，第二天精神饱满，恰如人逢喜事。我把我的战果给老大吹嘘了一番，老大大骇：“你小子胆子不小啊，这么就干上了，没警察保护，万一他们再来惹事咋办？”我说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听说过做贼心虚吧，我看他们还敢来。老大让我小心些，最好重新找个房子搬出来，反正那破屋都要拆掉了。我说行，等我这几天找着合适的房子就搬。家没搬，玻璃又碎了，这次是白天我上班时他们干的，我真真冒火了，心说怎么没完没了了，不着实把你们整一顿，看来你们是得寸进尺了。于是和老大一商量，计划很快出炉，我们两个人都互相指着对方，脸上浮现出一丝阴笑。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了一辆车身上标志着云州晚报的采访车赶到了焦老板的工厂，由于时间太早，可能工人没开工，我敲打铁门的时候好久才有一个人在门口答应，一听声音就是焦老板。我故意把门拍得啪啪响，用庄严的语气对着里面喊开了：“开门开门，我是云州晚报的记者，你们这儿是不是在制造假冒名牌的热水器，我们来调查调查。快点。”对着门里一通吼叫，就听见里面人的脚步杂乱起来，还有些金属器械在地上摩擦的声音。想来是没料到这么早就有人来检查；或者心里在打鼓：“云州晚报的记者前几天不是来过吗？这次怎么没接到工商的通知呢？”磨蹭了10多分钟，里面就没有声音了，我故意很嚣张地把门拍得震天响，嘴里说着要一查到底的话，门里始终没人出来，我见唬得差不多了，见好就收：“你们这里被我盯上了，我改天再来。”然后就上车回了报社，把情况向老大汇报了。老大立刻联系我租房的所在地公安机关——平成派出所，直接找李所长，让他们这几天晚上派几个人到我租的屋子周围埋伏，等着抓人。
　　
　　于是这几天晚上我都睡得很塌实，过了4、5天还没动静，我心想这些家伙不会是被吓破了胆吧，难道我的尺度拿捏地不对——太过了？派出所几个民警和保安都不知道藏在哪儿，反正我是一个人影也没看见。我正想跟老大说，让平成派出所的所长把人撤了吧，大冷的天，蹲着不好受。老大便把电话打过去了，没想到李所长却不服气：“奶奶的，等了这么多天，兄弟些挨冷受饿的，一定得把这几人抓住，不然这几天不是白蹲了？”李所长没撤人，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依然该睡就睡，照常生活，不过也留了小心，还是脚靠在窗户边上。那天晚上气温陡然下降，我早早就上了床，看了会书就躺下了，半夜的时候听见有人大喊：“站住，不准跑！”然后就是四面八方杂乱的脚步声，我立刻穿着衣服就起来，打开屋门，就见不远处有几个黑影分得很开，前前后后追着远去了，我顺手提起老头送我的钢管，瞅准一个方向也追了出去。
　　

在我前面的人打着几支电筒，电筒的光一晃一晃的，时不时射在前面两个人身后，我看看前面的人，好象穿着警察制服，还有几个戴着大盖帽，应该是保安，越跑越近，我几乎和警察保安跑一块了，见警察提着棒子，一边追一边在骂，“你他妈给我站住。”突然就见最前面两人扑倒了，原来有个保安绕个弯超前面去了，他从黑暗中站起来，扔掉手中的棒子，敢情在这儿设了埋伏，把两人拌倒了，后面的警察和保安很快就按了上去，那两人在地上不停挣扎，就是不出声，警察好几次想把电筒射在他们脸上，也没得逞，终究不晓得是谁。其中一个人挣扎的厉害，只听见一个警察哎呀一声，随后就听见他骂：“老子让你踢我大腿。”然后就听见一声惨叫，那人不挣扎了，躺在地上直喘粗气。另一人被两个保安和警察死死按住，早就被上了拷子，几人把来偷袭的两人扔地上，几人对了火在抽烟休息，我摆摆手没要烟，借了电筒走过去看拷住的两人，两人都被反拷着双手匍匐在地上，头努力昂着，脸上全是灰尘和汗水，我细细打量，不认识。旁边几个警察在笑骂，一个警察说：“差点害我断子绝孙，老子冒火了一电棒给他捅去，他老实了。”几人大笑，我让几个保安和警察回我屋里歇歇，喝口水，几人说不打扰了，还得把人提回去。

第二天李所长让我到所里去认人，我去看了，不认识。李所长说两人交代是焦老板厂里的工人，焦老板让他们出来砸一次一人给200。我心里说果然是焦老板。一个警察跟我说录一下口供，我说就几块玻璃，警察说那不行，你脚不是受伤了吗？我说都好了，李所长让警察让开，说秦记者，你说吧，怎么处理，我说适当处理一下就行了，主要是一定要把焦老板圈进来，他才是主谋，不能便宜了他。李所长说那是，呆会儿我给他们一诈，保管竹筒倒豆子，焦老板跑也跑不掉。我就坐在旁边看李所长问话。那两个工人看来非常疲惫，两眼恐慌。李所长坐在椅子上，说现在受害人到所里了，强烈要求对你们严厉处罚，你们虽然不是主犯，但是却是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况且多次实施，要是追究起来，责任不小，也够你们关几年的了。两人听了更是慌了，齐声说都是焦老板指使的，把所有责任都推到焦老板身上，李所长对我笑笑，我也笑笑，这就对了，只要两人的矛头都指向焦老板，那焦老板无论如何说不清了，而且两人为了逃脱责任，尽把脏水往焦老板身上泼。其实有很多话一听就是假的，但是李所长没有认真追究，焦老板身上的罪名越多就越好处罚，加大力度处理起来才“有法可依”嘛。

当天下午就把焦老板请到了所里，焦老板当然百般辩解，但是有两个证人的证词在先，他的辩解就显得相当苍白无力，焦老板本来也打算认罪的，也不是个好大的事，但他一听手下两个工人居然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他当场就愤怒了，居然挣脱警察看守跑到隔壁房间把两工人狠狠踢了几脚。李所长一拍巴掌：“这还得了，这是派出所，国家机关，你在派出所里还敢嚣张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焦大常，你这是在妨碍正常执法。”几个警察一按上去，把焦老板压住了，“先关他几天再说。”李所长大手一挥，焦老板就被带走了，此时焦老板已经意识到了害怕，不断喊着：“我配合。我配合。我坦白一切。”李所长没理他，一个警察跑进来问：“所长，焦老板怎么定性？”李所长想了想说：“致人轻伤、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妨碍执法。够关几天了吧？”那小警察说差不多了，够他在里面好好反省几天的。
　　
　　那两个工人也百行政拘留了几天，一个周之后我看见焦老板被放出来了，脸色蜡黄，蓬头垢面，浑身都是难闻的恶臭，见到警察就哆嗦，说不出的可怜。我心说：“活该，这就是暗算我的下场。”后来我又去找过焦老板的热水器工厂，那时已经是个面粉厂了，厂长说焦老板以极低的价格转给他的。焦老板就在热水器行业消失了。事情完后，我把平成所的所有警察和保安都请出来吃了个饭，表示感谢，席间我和老大力站群雄，把几个警察都喝趴下了。李所长和他们张教导员拍着我肩膀说：“秦记者，以后在我地盘上犯了什么事，只要不是杀人放火的重罪，我给你搁平。”我说李所长，张教导，就凭你这一句话，兄弟不把这半瓶酒干了就对不起这张脸。说完就抓起小半瓶白酒灌了下去。我清晰地记得我很潇洒地把瓶子倒过来，瓶里滴出几滴剩余地酒，我连忙用嘴接住：“我不耍假的。”李所长大声说好，直鼓掌：“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我扑通一声软下去，额头磕在桌子上，耳边尽是模糊的声音……

　暗访假冒热水器工厂被骚扰是我记者生涯中第一次遭受到的人身攻击和威胁，起初很震惊，我的父母也认为干记者是个危险的职业，甚至比警察还危险，曾经力劝我重新找个工作。我安慰父母说现在这个年代，找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其次不管收入如何，记者这个职业还是让我有些自豪感的，所以始终下不了决心换工作。我曾经很天真的认为像热水器这种事极少，大可不必担心；不过随着工作涉及面越来越广，我认为几率很少的事情频繁地发生了。
　　
　　最常见的就是电话威胁，没头没脑的地方打一个电话过来，威胁几句，恐吓几声，然后不容你反应过来，啪嗒，电话就挂了，至于威胁后是否要实施，不得而知，你就自个担心去吧。最烦的就是这种人，你说开始时遇到一次两次心里肯定害怕，不过时间长了那就当耳旁风，没任何效果。气人的是他威胁你时根本不跟你机会说话，就像与人吵架时被胶布封了嘴巴一样，光是听到对方骂得难听，自己却不能还击，心里闷得慌。这种威胁电话最多，时间长了，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了，他如果真要弄你就不会光明正大给你打招呼了；既然提醒了你，他也就不会下手了。现在我一般接到这种电话听到苗头不对直接就挂了，我难得和你生气，至于威胁的内容，基本上都那几句，我都能背下来了，没点新意，不听也罢。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跑到报社来闹。文的武的，变着花招给你上。文的比较简单对付，比如说当事人要求登个道歉或者更正啊，直接答复版面不够；当事人提出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啊，我就会亲自把他送到负责处理这些事情的办公室，要打官司你尽管打去，也不打听打听涉及云州晚报的事情能不能立案，再说立案了又怎样？云州晚报打的官司还少吗？什么时候输过？！要是当事人来武的就比较烦了，在办公室又吵又哭又闹，搞的一个部门乌烟瘴气，啼声不绝，逮着一个人就要求主持公道，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我冤啊，然后鼻子眼泪一起下，报社的纸巾支出增加不少。对于这种人，好言好语他不听，又不能动用暴力赶他走，只能任着他闹，硬是比较烦。
　　

最怕的就是那种专门来阴的人，弄你之前啥动静没有，弄你之后连谁弄的都不知道，只能吃这个亏，报社几个记者都被人打过，至今没找出肇事的人来，还不是不了了之，所以在我来到新闻部之前，曝光和监督类稿子基本上都是刘记者和任昆在报道，刘记者圆滑一些，运气好一些，没被打过，听说任昆被打过不下三次。
　　
　　我第一次被打的情景还记得比较清楚，手上至今都留着一块不太明显的伤疤。我记得事情起源于一个老农到我们报社来反映被打的事，老农大概50多岁，脸上有条口子，说是在卖菜的时候被打的，我问了大致的经过，老农说他是初次进城卖菜，以前都是儿媳妇在负责进城，这几天儿媳妇身子不舒服，就由他来。老农进的菜市场是城中心的玉粮菜市场，摆好摊子就过来两个人，啥话都没说开了张单子就要收老农5元钱，说是管理费，老农说我这担菜总共才卖不了几块钱，这一给了加上来回车费，不是要亏本吗？那两人不耐烦了，单子扔菜摊上就要从老农塑料口袋里拿钱，一翻没钱，就让老农快点掏，老农说我还没卖钱呢，身上也没那么多。周围的几个农民都劝老农算了，快点给钱，惹不起，老农一是不服气，二是身上确实没钱，便顶了几句，没想到那两人抓了扁担就要打，后来被旁人夺下了，不过老农的脸被摊子上的竹篾子划了条口子，两人见出了血，抓了老农几棵菜才算过了。老农想不通的是，自己那么大年纪了，还被两个年轻小伙当着那么多人欺负，老脸放不小。找了派出所，派出所说事情太小，不管，听人说了找媒体，挑着菜担子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