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75年春节前，在西藏当兵的堂侄儿回乡探亲。他已是排级干部，在某军分区里坐机关。因为我俩年龄相近，又是叔侄，从小就耍得很好。他回来了，我自然要去翻箱倒柜搞他的“家”。他的木箱里，什么介绍信啦、证明啦，每样证件都有四、五份。我就问他：“你搞这么多手续，干啥子？”他笑笑，回答：“老叔，有用处。但不是干坏事，你要保密哟，只是我俩知道。”
回乡的第一个当场天，他就到食品站割了2公斤猪肉回家，是肥保肋，白白的，嫩嫩的。整个大院子里大人小孩羡慕完了。那时，经济萧条，物质匮乏，煤油、火柴都是凭票供应，不够用，就莫说肉食品了。每个每月只有半斤肉票，无钱购买的家庭，还要把肉票卖了赚几个钱去称盐打油呢。他用带回的手续，一次就割了2公斤肥猪肉，你说，那个不惊讶？！
又一个当场天的早晨，他约我一路去赶场。在路上，他说：“老叔，上街不走散了，我们一起去食品站割肉。”
“你又要割肉，哪儿来的票呢？ ”我疑惑不解。
他从洗得发白的黄帆布 挂包里，拿出一张介绍信，上面写有我不认识的一个姓名、职务（某部副连长），“等哈儿，你就顶替这个人，去割肉，我拿钱。割回去，我们两家人也好在一起吃一顿饭。”
“我家是有好久没有‘打牙祭’了——问题是我像不像，露了马脚怎么办？”我十分犹豫。
他说：“你莫焦，我们先去粮站买青油。你看我啷开做的，你等哈儿在食品站就啷开做。”
于是，我跟在他后面，来到粮站。他对直走进站长办公室，“啪”地向杨站长一个标准的军礼：“杨站长，您好！革命军人、正排级干部某某某来给你添麻烦了。”那杨站长受宠若惊，接过介绍信就在上面批了“青油叁斤”。
在去食品站路上的偏僻处，我们互换衣帽。我穿上四个兜的军装，戴着军帽，但是没有当过兵，到底不像。我还是犹豫，说：“肯定要露馅，算了哦”。
他眼睛一眨，“这样，我已经与任站长认识了，头场我给他送了一包精装‘重庆’香烟。我们一起进他办公室，你也不行礼，少说话，我来说。”
一走进食品站长办公室，他就像老朋友与任站长寒暄起来，又是握手，又是递烟。在我和任站长握手的时候，他介绍：“这是我老乡、战友，他昨天才回来，找你办点事。”
我赶忙递上介绍信，任站长一看，“哟，官还比你大点呢。”
“是啊，他先去两年。”他对答巧妙，“快点任站长，我们还要去会战友。”
也许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的缘故，那任站长虽然对我的身份有怀疑，但看在给他送过高级香烟的排长的份上，也不好为难我们了，咬牙给我批了3公斤猪肉。
后来，我们叔侄回忆起这些事，都觉得既好笑，又庆幸。好笑的是，我一个文弱书生冒充军官，几乎露馅；庆幸的是，我们当时掌握了分寸，没有拿那些手续去干其他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