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抗拒得了，一个遍及千家万户的打工时代已彻底降临；同样，打工诗歌的出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上个世纪末，有人提出过“打工文学”这个概念，《佛山文艺》、《打工族》、《大鹏湾》等较早反映打工生活的期刊也曾对此关注并作出了努力，但由于一些主要作者的改弦易辙和后继乏人，加上文坛与理论界宁肯去追捧“美女作家”、“先锋写作、“下半身写作”等，对处于底层的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使得“打工文学”的优秀写作者难以浮出水面，“打工文学”也渐渐被人冷落和遗忘。所幸近几年来，随着时间的沉淀，不少打工诗歌的创作者仍坚守在这块阵地上，他们诗歌的羽翼已日渐丰满。“打工诗人”和《打工诗人》报的诞生，差不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打工诗人们由于命运相似和爱好相同，是很容易引为知己，走到一起来的。这其中，《佛山文艺》、《打工族》等起到了功不可没的“纽带”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佛山文艺》的“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和《外来工》的“青春驿站”很受打工读者追捧，许多作者以能在这两个栏目发表作品为荣耀。1996—1999的几年间，徐非、沈岳明、罗德远、任明友、曾文广、柳冬妩、张守刚等的作品频频在栏目里亮相。慢慢地，彼此的名字让对方所熟知。罗德远与许强因投稿开始联络，沈岳明与徐非联系上了，罗德远与任明友后来成了同事，曾文广与沈岳明同是湖南老乡也有了信函往来……2000年7月，《嘉应文学》在广州举办了一次文学笔会，罗德远其时已凭自己的实绩成了《嘉应文学》的一名编辑，这次会上，罗德远与许强、沈岳明、任明友、徐非、许岚等相聚在了一起。在罗德远的提议下，他们搞了个诗歌朗诵会，大家的诗歌激情被熊熊点燃了！也就是那一次聚会，让他们有了联手“揭竿而起”的愿望！
2001年正月初三，惠州西湖。许强和罗德远、徐非、任明友都没有回老家过年，他们相约来到惠州畅叙文学人生。游览西湖时，大家不知不觉谈到了时下众说纷纭的“打工文学”——都是诗歌爱好者，话题自然又转到了诗歌上。大家认为，一些处于“高蹈”地位的诗歌正孤芳自赏远离普罗大众，而打工人的生存和情感状态却未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干脆办一份打工人自己的诗报吧！”大家很快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经过反复讨论，很快达成共识：“打工诗人”一词最早出现在《佛山文艺》“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之后又出现过“流浪诗人”、“漂泊诗人”、“行吟诗人”等称谓，但都没有“打工”二字更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身份，诗报干脆就取名《打工诗人》，办成中国第一份属于打工者的民间诗报……四人磋商后认为：“每一个特殊的时代，诗歌都显示了其无可比拟的力量——这是一个打工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学爱好者，我们有权利为打工者在历史的轨迹上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而创办这样一份诗报，更容易团结和聚集像我们一样身份的打工诗人，发出共同的声音！”
由于罗德远和徐非先后转了单位，许强承揽第一期的具体事务，并由他恭请远在四川的《星星诗刊》主编杨牧题写了刊名；罗德远则执笔写下了《我们的宣言》：“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打工诗——与命运抗争的旗帜。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我们漂泊的青春作证！”2001年5月31日，选发17位诗歌作者的《打工诗人》报出刊了！选择在“6。1”节前一天出刊，是因为他们把《打工诗人》报视作一个新生的婴儿——他们坚信：只要肯努力，这颗在南国播下的种子一定会茁壮成长，最终遍及任何一个有打工人的地方！
第一期印刷了500份，寄向四面八方，很快，这份普通的诗报却在诗坛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一些著名评论家、诗人读到这份粗糙的报纸后十分震动，他们没想到：一份纯粹的诗报，竟然诞生在求生与竞争激烈的沿海，而且出自一群异乡谋生的打工者之手！更令他们刮目相看的是，这些诗作的质量并不比一些知名诗人差！随后，《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北京文学》、《星星诗刊》、《华夏诗报》等用大量的篇幅转载《打工诗人》的作品。《诗歌月刊》主编王明韵先生在该刊卷首语上如是说：“民刊的策划者们有一点共性值得肯定，那就是：率真——发乎其声，不及其余……难怪我在收到《打工诗人》报时，眼睛竟有些湿润，我想这不仅仅是敏感和脆弱，而是对诗歌精神的崇尚！”《北京文学》破例选发了两个专版，《诗林》更是用大量版面选发10位打工诗人的30首诗作。一至九期，《打工诗人》报被转载率竟达到了近百分之八十，印数已从最初的500份增加到2000份。
2002年许强与各位打工诗歌写作者创办了打工诗人论坛，随着网络的兴起，这里便成了全国各地打工诗歌写作者的网上家园，打工诗人的交流更加方便。从而团结了更多的打工诗人，打工诗人的名字在网上越传越远！
《打工诗人》创办之初，几位创办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首先发出自己的声音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感到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这时，打工诗人柳冬妩自觉地开始为打工诗人寻找理论注脚。他的评论《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发表后，引起了许多评论家的关注。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认为，“打工诗歌”已成为广东诗歌的品牌；《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认为，打工诗歌写作者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现象，似一面镜子立在了主流文坛的面前，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种种新的激活与思考，它记载了我们这个改革中走向富裕和文明时代的一段真正不可忘却的身世史，其价值在于弥补了主流文坛的缺失造成的遗憾。
在广东，一帮为生计奔波的打工者，在结束一天的劳作之后，晚上在简陋的铁架床上铺开纸张，写下那些叩击灵魂的文字——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诗歌精神！但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支持和理解！据一些打工生活期刊的不完全统计，在珠三角，写诗的打工者已上千，有诗作发表的则在几百人，而坚持在这一阵地且稍有成绩已达近百人，他们用笔表达了打工者的心灵诉求，温暖着同时代的打工者。一些打工诗代表作已经在打工者中脍炙人口：比如柳冬妩的《试用》、许强的《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罗德远的《黑蚂蚁》、曾文广的《在异乡的城市生活》、任明友的《访古四章》、张守刚的《坦洲镇》、沈岳明的《寻梦者》、黄吉文的《南方之疼》、何真宗的《纪念碑》、许岚的《流浪南方》、家禾的《打工十年》等——他们用这些吟唱打工生活的分行文字，在南中国千千万万打工青年的心中一次次掀起不息的波澜！这些农民工诗人们，用饱满的热情吟唱生活，成为这个特殊时代当之无愧的歌者！许强、罗德远、徐非、何真宗、柳冬妩、马忠、郑建伟等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了省作家协会；何真宗、柳冬妩、黄吉文、曾文广等人荣获团中央举办的首届鲲鹏文学奖诗歌一、二、三等奖；柳冬妩的打工诗歌评论获得中国文联优秀评论二等奖；张守刚等打工诗歌写作者的诗歌作品连续多年持续入选中国年度最佳诗歌选集；郑小琼凭借“打工诗歌”参加2005年《诗刊》的“青春诗会”；罗德远于2005年7月被广州增城市政府和文联作为文化人才引进……因了对生活的信念和文学理想的鼓舞，许多打工作者逐渐由普通打工者，逐渐成长为编辑记者和中层管理，改写了命运，成为千百万打工者奋斗人生的榜样。
著名打工诗歌评论家柳冬妩写到：面对“打工诗歌”，尤其是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打工生活，我们很难知道它们的真实：生活真实、内心真实，写作真实。我们不能小看“真实”一词的分量。圣埃克苏佩里说：“我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是我所经历的。”他又骄傲地说：“尼采不过思考，而我经历。”对于打工诗人来说，我们经历了什么就该说出什么。打工诗人的打工诗歌作品都是与他们的生存处境相关。读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我强烈感觉到一种“精神磁场”的存在：漂泊不定，失业恐慌，生存挤压，崇高与卑微，尊严与耻辱，憧憬与幻灭，忍耐与愤恨，痛苦与伤悲，歧视，恐惧，屈从，挣扎，怜悯，反叛，焦灼，内心的自我抗争，等等。打工诗人，像在底层布下的嗡嗡作响的“精神地震仪”。他们诗中每一个词语的艰难跋涉，都是感觉本身，是打工之旅的深度显现，是镌刻在灵魂中的刀痕。真正的“打工诗歌”必须由“打工诗人”来完成，不是他们选择了“打工诗歌”，而是“打工诗歌”选择了他们。在我看来，只有 “打工诗人”才有资格去说明打工一族的处境，成为打工时代的代言人！
“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出现在中国南方不是偶然的，中国南方经济的腾飞和打工潮的出现，为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温床。目前，由十多位著名诗刊主编及诗人题词，由10多位“打工诗人”编著的中国第一部打工诗歌选《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已于2007年5月1日正式出版，在这个日子出版，本身就是对千千万万打工者的讴歌。该书厚达500多页，收录1985-2005年全国各地100位打工作者最优秀的打工诗歌作品，将是一部中国底层最珍贵的文史资料。可以说这本书，是中国打工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精神史书，它里程碑式的历史高度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文化价值！
编著者认为：关注时代，关注底层部落的生存与命运，这样的文艺作品绝不会曲高和寡，这样的艺术有血有肉、形象丰满，才有可能在千百万人心中越传越远，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