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领们见太祖交代得如此明白具体，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都上疏称病，求解兵权。太祖一概允准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除天平节度使石守信还名义上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空名外，其他宿将的禁军职务都被撸去了。到建隆三年，石守信的虚名也被剥夺了，从此侍卫亲军马步军指挥使这一职位不再任命。 为了履行互结婚姻的诺言，太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太祖通过政治婚姻，让这些高级将领消弭离心倾向，共保富贵。这就是罢去宿将典禁兵的“杯酒释兵权”。 不过，有史家考证，太祖虽有收宿卫大将兵权一事，但酒酣耳熟的那个细节纯属戏剧化小说性的传闻。我们尽可以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实际上，太祖在这里推行的是经济赎买政策。即以土地财货收购兵权。其后宋代武将普遍热衷于兼并土地，贪渎财货，与这一赎买政策也不无关系。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的确是一切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种。 杯酒释兵权后，禁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其一，禁军将领权势大为削弱。原先九个将领减为四个，殿前司的正副都点检和侍卫亲军司的正副都指挥使，不再设置，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长期空缺。仅剩下四个职位较低的将领，朝廷也总是任命资历浅薄、才干平庸的将领充任，例如韩重赟、刘廷让、崔彦进、张琼，都是比较容易驾驭的，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有一个故事可以为证。乾德元年，太祖曾打算召苻彦卿典掌禁军，赵普极力反对，以为彦卿在后周末已为藩镇，又是周世宗和赵光义的岳父，名位太盛，不宜再委以禁军兵柄。太祖说：“你为何总怀疑彦卿？我待他不能再好，他岂能背叛我！”赵普说道：“陛下何以有负周世宗！”太祖默然无语，收回成命。太祖也意识到节度使的兵权不能不削。 开宝二年（969）十月，太祖设宴招待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正饮酒时，太祖却做体恤状，说道：“卿等都是国家功臣宿将，戎马一生，本已辛苦，如今还不辞劳苦驻守大镇，实非朕优待贤士之本意。”座下凤翔节度使王彦超颇能揣摩主子心意。太祖早年未发迹时曾投奔王彦超，但被拒之门外，太祖即位后曾当面质问他此事。王彦超却说：“臣当年所辖之处乃是小郡，容不下真龙天子。若陛下当年留在臣处，怎能有今日？可见上天有意不让臣收留陛下是为了成全陛下今日的大业。”太祖听了十分高兴，也没有再和他计较。这次王彦超一听太祖之言，心领神会，马上道：“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另外几位节度使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和杨廷璋虽明白太祖的意图，却不愿解除兵权，纷纷诉说自己当年的攻战经历和沙场艰辛。太祖心中十分不快，冷冷道：“此均为前朝之事，何足道哉。”第二日，这五人都被罢任，授以虚衔，其他一些未赴宴的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也相继交出兵权。 其二，禁军三衙体制开始形成。由于侍卫亲军司不设正副都指挥使，自然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再加上殿前司便合称“三司”，也称“三衙”，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构成所谓“三帅”。三衙鼎立，互相牵制，改变了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率各军的体制，成为宋朝一项基本的军事制度。 既然讲到禁军，不妨将宋代兵制的若干问题一并在此说说。太祖时代已逐渐形成枢密院、三衙统兵的新体制。这种体制，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全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而每有出征，则由皇帝临战命帅，所任命主帅往往并不是三衙将领。这样，就把兵权一份为三，各有职守，相互制约，宋朝因此没有成为继五代以后第六个由禁军将领发动兵变推翻统治的王朝。不过利弊往往是共生的，由于统制过严，政出多门，虽然消除了拥兵悍将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却造成了各自为政、动辄制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禁军是宋朝的正规军，是宋军精锐所在。为了提高禁军的作战力，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全国挑选骁勇善战的士兵，登记造册送至京城，补充禁军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保证禁军中都是身强力壮的士兵。 禁军每隔二三年甚至半年就变动驻地。这是将领却不随之同行，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目的，一是使士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不至娇惰；二是使兵将分离，防止两者形成根深蒂固的亲党关系，铲除娇兵悍将犯上作乱的内外部条件。然而兵将分离，更番迭戎，不利于同心协力的战斗团队的形成，其削弱战斗力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兵制上，宋代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宋代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蕃兵四种。禁兵是中央军兼正规军，是主力作战部队，主要布防在京师和军事要地。厢兵在北宋是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部队，宋初由各藩镇兵中壮勇编入禁兵以后的老弱者留充，既维护地方安全，也从事各种劳役，因而既是地方军，又是杂役军。乡兵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一般按户籍抽调壮丁组成，也有招募的。蕃兵是边境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 所谓强干弱枝，即在部署军队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京师都比地方要绝对雄厚精良得多，旨在强化京师得保卫力量，弱化地方的武装力量。这一方针与内外相制又是相辅相成的。太祖时，禁兵约二十万，一半驻守京城，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兵足以对付外地诸道的禁兵，因而不会形成外乱；合外地禁兵足以对付驻守京城的禁兵，因而难以酿成内变。此即内外相制。这种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不仅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制约上，还表现在京城内外、路州之间和州县之间的兵力和兵种的布防上。 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并没有采用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做法，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太祖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 由是观之，应该说赵匡胤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政治家。这种大气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因而显出一种特别富有人性魅力、在中国人中极其罕见的王者风范。这种王者风范，是一种恢弘大度的行为方式和气质，不做作，很本色，有人的味道。这种东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还要超凡脱俗的身、心、才智的培养基上，才能培植、发育得出来。因此，翻检史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录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这和古今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将龌龊的内容隐藏在神圣的名义之下，通过阴谋的方式，凶残地表现出来的所谓“雄才大略”，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儿。用今天的眼光观之，他比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几位号称雄才大略的角色要高明得太多了；甚至与政治完人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起来，也不遑多让，或许还要出色几分。在这方面能够胜过他的，可能只有一位汉文帝。 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太祖的所有措施，其核心就是“猜防”，猜忌将领，钳制士兵。前面已经说到因制度、人事上牵制而影响到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由此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参看之前发过的《名臣之悲：狄青》）。其后在与西夏的长期较量中，在面对女真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前，宋朝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是不无关系的。当然，我们不能以后来宋朝军队的缺乏战斗力，来否定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对其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追究继任者，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完善太祖的兵制改革，避免其负面作用。 | 
发表于 2007-2-6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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